佛教丛林制度的可取之处

衣食住行皆有规定，生活各方面已达到病有所医，老有所依的大同社会形态，在物质资料分配上以基本上是按需分配，有兴趣的可关注星云大师在佛光诗所建立的现代丛林制度。

立志精进，实在令人佩服，立志悟道，矢志不渝，现在所讲的“立志”已局限于追求外在的目标，古代所讲立志，是内化于心的内在要求，是需要一生去实现。但是禅僧悟道，是以无门为法门，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一心求道道已远，不可见，不可知，不可说。别人也无法提供帮助，甚至有可能“我眼本明，因师而瞎”。常人追求的目标尚有方向可寻，有方法可依，有实实在在的落脚处。所以在学习知识方面，只要聚精会神，一心只在目标上，加上可行的方法，加以时日，是完全可以学的通的。可是参禅悟道，缺乏可操作性性，基本是要靠自己悟，可是僧、道、儒终其一生去参悟此道，是因为其中蕴含了无上的智慧，在内能明心见性，在外能洞悉世间规律。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第三部》悟道一节，有关阳明先生的介绍中，已对道，规律做了较为通俗易懂的介绍。

丛林制度的管理上，财务公开透明，依靠信仰的约束，很少出现贪污等现象，丛林僧人信仰因果报应，“佛门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还”。讲到根上，还是同一个信仰，由信仰的自我约束，笃信因果报应，一心只为证道，物质需求仅限于满足自我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把吃放当做医治饥饿的药物，基本放弃物欲之累，所以丛林之中，事务较少。

修证法门

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子具足，不离汝心。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绝思绝虑，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阙少，与佛何殊，更无别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澄心，莫起贪瞋，莫怀愁虑，荡荡无碍，任意纵横，不作谦善，不作诸恶，行住坐卧，触目遇缘，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 ——南怀瑾《南怀瑾选集_第四卷（禅宗与道家，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

《遥远的救世主》五台山论道节选

丁元英回答道：“大师考问晚辈自在情理之中，晚辈就斗胆妄言了。所谓真经，就是能够达到寂空涅碦的究竟法门，可悟不可修。修为成佛，在求。悟为明性，在知。修行以行制性，悟道以性施行，觉者由心生律，修者以律制心。不落恶果者有信无证，住因住果、住念住心，如是生灭。不昧因果者无住而住，无欲无不欲，无戒无不戒，如是涅碦。”

智玄大师含笑而问：“不为成佛，那什么是佛教呢？”

丁元英说：“佛乃觉性，非人，人人都有觉性不等于觉性就是人。人相可坏，觉性无生无灭，即觉即显，即障即尘蔽，无障不显，了障涅碦。觉行圆满之佛乃佛教人相之佛，圆满即止，即非无量。若佛有量，即非阿弥陀佛。佛法无量即觉行无量，无圆无不圆，无满无不满，亦无是名究竟圆满。晚辈个人以为，佛教以次第而分，从精深处说是得道天成的道法，道法如来不可思议，即非文化。从浅义处说是导人向善的教义，善恶本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即是文化。从众生处说是以贪制贪、以幻制幻的善巧，虽不灭败坏下流，却无碍抚慰灵魂的慈悲。”

丁元英说：“晚辈叹服佛法究竟真理真相的辩证思维，如是不可思议。但是，晚辈以为佛教包括了佛法，而佛法有别于佛教。佛教以佛法证一，进而证究竟，最终是为给心找个不苦的理由，成佛，无量寿，极乐。佛教以假度真的方便法门住福相、住寿相、住果相，是以无执无我为名相的太极我执，致使佛教具有了迷信、宿命、贪执的弱势文化特征，已然障蔽佛法。晚辈以为，如果佛教能依佛法破除自身迷障，不住不拘个人解脱，以佛法的如是不可思议究竟生产力与文明的真理真相，则佛法的佛教即出离宗教的佛教，成为觉悟众生的大乘法度，慧于纲纪泽于民生，是名普度众生。”

因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自古至今，完全以人文文化为中心，虽然也有宗教思想的成分，但并非如西洋上古原始的文化一样，是完全渊源于神的宗教思想而来,人文文化的基础，当然离不开人的思想与感情，身心内外的作用。宗教可以安顿人的思想与感情，使它寄托在永久的遥途，与不可思议的境界里去，得到一个自我安心的功效，纯粹以人文文化为本位，对于宗教思想的信仰，有时也只属情感的作用而已。所以要安排人的喜、怒、哀、乐的情绪，必须要有一种超越现实，而介乎情感之间的文学艺术的意境，才能使人们情感与思想，升华到类同宗教的意境，可以超脱现实环境，情绪和思想另有寄托，养成独立而不倚，可以安排自我的天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始终强调建立诗教价值的原因，这个特点与特性，确是耀古腾今了，古人标榜“诗礼传家”,与“诗书世泽”，大多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关系，就是没有深刻研究诗词境界的价值与妙用。

《南怀瑾选集_第四卷（禅宗与道家，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