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寒霜已经降下,沾附在路旁高大的乔木上,像镀了一层薄薄的锡,在初冬清晨浓稠的光线里熠熠闪亮。气温跌破了冰点,坑洼的水泥路上还有着昨晚凝结的冰,碎碎的散布在周围。 晨雾在寒风里一点点的洇散,冷气流在向前推进的时候不小心触碰到了枝桠上的雪,受了惊吓的雪从高处跌落下来,“啪”地一声掉在地上四分五裂。 透过朦胧的水汽还能够看到一个个排列整齐的“占”字,用猩红色的染料漆成。抬眼望去,整条街道的地面上,台子上以及旮旯角落里,都被这些猩红色漆染占据着。 两排的房间渐次亮开灯,微弱的光亮透过玻璃窗倾洒在了空气里,可以清晰的看到里面蒸腾的水汽。 开市的吆喝不知从哪里传来,年轻带有穿透力的声音仿佛是一声喝令,激醒了迷迷糊糊的众人,顿时一股人潮从西边涌来。包裹的臃肿体型不断地从人群里推攘,每次却只能前进一小个方位,有个妇人手里拎着芹菜,不断地拥挤把芹菜的长茎折断,她爆了句粗口:“哦吆,要死咧,投胎去伐?”她努力地把芹菜举过头顶,片刻后上面的泥水滴到了她的脸上。 “开市咧——” 李兰英从第一班公交下了车,刚才她迟缓的步子让公交司机骂了句草,她不吱声,装作没听见,依旧颤巍巍地迈出了步子,直到李兰英下了公交车,司机又开始嘀咕:“这老婆子是不是聋咧?”浓重的鼻音让周围的乘客听得一清二楚,他们嗤嗤笑着。 李兰英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长年的田间劳作让她脸上的皱纹显得浓重,泥色的皮肤让她看起来就像个六十多岁的妇女。她的腿脚不利索,早年的时候长时间住在漏水的房屋里落下了关节炎,一到梅雨季节就会发作,或者冷气凝重也会让她感到疼痛。 今天为了进城看儿子她特地换上了一身新衣服:蓝色的呢绒褂子,里面裹着一层花袄,那花袄还是好多年以前的,丈夫在过年的时候给她买的;深褐色的裤子,包裹着那双臃肿的腿,关节的地方突出着,是她特地问村里小卖部要来的软泡沫垫在里面。她的头上裹着头巾,深蓝色,前几天刚洗了,今天戴上,好不让儿子看到自己满头的白发。 李兰英的双手在寒风中皲裂成通红,她缩了缩手,用力捏着刚才售票员找给她的几块钱。她要去早市,给她刚刚怀孕的儿媳买几斤鸡蛋。 李兰英的儿子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学生之一,是村子的骄傲,有时候李兰英在河边洗衣服都能听到妇人们低语谈论她的儿子,说他有出息,阔气,英俊。现在又在企业里上班。这时候李兰英总会插嘴,提起儿子小时候的调皮,说当时他要是不学习我就一个脑崩——哈,他就老实了。李兰英提起儿子的时候总是眉飞色舞,周围的妇人都羡慕她拉扯大了这么个懂事孩子。 太阳已经露出脸面来了,透过熹微可以看到远天的那团白光,地上的薄冰越来越轻盈。李兰英抬眼四处窥视着周围。这是她年老后第一次进城,几十年的时间里城市的变化翻天覆地,旁边一个小学生踩着滑板都让她新奇不已。她记得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李兰英的儿子刚满一岁,她和她的丈夫带着儿子一起到过城里,拍了一张全家福,那张照片到现在依旧存放在李兰英的小盒子里,跟她丈夫的遗照搁在一起。两张照片经过时间的浸染都已经泛黄,全家福上李兰英的笑也模糊不清,但每次李兰英想起自己的丈夫以及在外面上学的儿子时,都会打开那个盒子,用长满老茧的手轻轻地摩挲两张老照片,这时这个饱经风霜的老妇人的心情就和杨绛先生写《我们仨》时是一样的。 李兰英走了一段路,但由于身体的原因不得不停下来歇一歇。她把身体慢吞吞地挪到了路边的木椅上,抬起屁股坐在上面休息。她把那几张皱巴巴的块钞塞进自己的衣兜里,攥了攥手掌蹭掉了掌心的汗。 李兰英想起丈夫去世的时候。那是很多年前,儿子还上初三。李兰英的丈夫在工地里粉刷墙面,踩在三层楼高的支架上,当换另一个地点的时候突然一脚踩空,连人带漆桶一同砸向地面。他的尸体被工友们送到了村里。李兰英至今还记得看到丈夫满是白漆的尸首时是怎样的反应,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呼天抢地。而为了不耽误儿子的学习,她甚至都没让儿子参加自己父亲的丧事。直到儿子中考完后,李兰英才把这个噩耗告诉儿子。 后来好像儿子跟自己的关系就这么僵吧,只是在街坊邻里面前儿子才会笑着跟自己讲话。李兰英还记得当初自己领着儿子把他父亲的坟头指给他看时他几乎是疯了,嗷嗷嗷一口一个爸爸爸爸的喊着,指甲缝里满是泥土,就连脸上,脖颈里,也是他父亲坟头的土以及他的泪和成的泥。 身边一个小男孩经过,李兰英叫住他,问了问集市在哪,男孩很热情地给李兰英指了方向。她刚想说谢谢,就看到一个花枝招展的女人踩着高跟鞋飞奔过来,一把打开李兰英拽住男孩衣服的手,然后用厌恶的语气说:“哦吆,你弄脏了我儿子的衣服咧。”李兰英想要抱歉,却怎么也说不出口,最后只能冲着女人笑笑,女人看着李兰英脸上扭曲在一起的皱纹一阵恶心,轻呕了一声然后拎着男孩走了。 “臭小子,不是不让你跟陌生人说话吗你怎么又不听?” “可是老师说要助人为乐啊。” “……那她也不能弄脏你的衣服!”女人恼羞成怒。 李兰英起身,拖着两条臃肿的腿慢慢地朝集市走去,深蓝色的头巾不知从什么时候松开了,有几根银白色的发丝逃窜出来,她举起手,娴熟地把头巾在自己后脑打了个结,然后又把那几根头发捋到了耳朵上。 儿子去上大学的时候李兰英想帮他拿行李,被他拒绝了,儿子说:“您腿脚不方便就别出门了,我一个人行的。”李兰英知道儿子还在怪她,讪讪的收回了伸出去的手,只是柱在家门口看着儿子离这个家越来越远。帮儿子收拾行李时李兰英偷偷地在他的背包里塞进了一部手机,那个时候手机金贵,村子里几乎没有人用手机,而李兰英用自己节衣缩食省吃俭用给儿子配上了前沿设备。 村里的人说:“舍不得儿子啊,养了十几年就这么去外地了。”李兰英知道他们是嫉妒,他们的孩子都走不出这个村庄,要跟父辈一样做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李兰英记得他们村里有一个傻瓜儿子,是来村长的孩子,天生痴傻,他和李兰英的儿子同岁,只不过到现在智商还停留在六岁。来村长说要养他一辈子,也不给他找老婆,就这样一家三口生活。村里人都知道来村长家担子重,因此几届选举都还是他当村长,来村长也知道乡亲们的苦心,兢兢业业,不辜负乡亲的厚望。 有段时间里李兰英逢人便讲,说,看我儿子出息了,要在城里买楼娶媳养娃。就像祥林嫂讲自己的阿毛一样,没完没了。村里人客套地笑着,祝福着,夸李兰英调教的好。李兰英也沾沾自喜过,只不过走进家里面对着空无一人的房子时又悲伤起来。还能称得上是家么?丈夫没了,儿子不跟自己联系,整个房子就剩自己一个人,难过的时候想要找人倾诉都没有,只能一遍遍摩挲着越来越陈旧的相片发呆。 李兰英站在集市门口,身边是汹涌的人潮,她抬脚迈了进去,喧嚣淹没了过往的回忆。费了老半天的时间才找到卖鸡蛋的摊位,她走到跟前,蹲下身子,伸出长满老茧的手拣起一个鸡蛋仔细端详。 摊主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正在玩手机,涂满指甲油的手指在屏幕上啪啪乱戳,她抬眼一瞥李兰英,目光再次回到手机上。 “鸡蛋多少钱一个啊?”李兰英问,是那种苍老的、沙哑的声音,在家说话少导致她的语气僵硬得很。 “一块五。”女人继续用手戳着屏幕。周围的人都朝这侧目。 李兰英不语,把鸡蛋安放到了原位,用手撑住膝盖缓缓起身,佝偻着身子就要离开。 卖鸡蛋的女人放下手机,用一种三十岁女人特有的尖利叫住李兰英:“哎哎我说你怎么不讲价啊,买东西不都要讲价吗?嫌贵的话我给你便宜两毛就是咧。” “不买了不买了。”李兰英转身朝摊主摆手,“我们自个儿家的草鸡蛋才七毛一个,你这要一块五,还讲什么?” 女人急了:“你那是在农村,这在城里物价多高!算你一块一个拿去吧。” 李兰英没说什么,转身径直走了。 身后传来女人的吆喝:“老婆子你没进过城唉?” 周围又是一阵哄笑。 李兰英提着一筐鸡蛋站在单元门口。这时已经是晌午了,天上那团白光也愈发明亮起来,似乎要努力地刺破厚重的云层,向人间倾洒光和热。 这鸡蛋是在另一个摊位上买的,李兰英走了三个摊位摊主要价都在一块以上,她沮丧的思量要不要给儿媳买别的补品时,就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叫她:“哎,蓝头巾的老妹妹。” 李兰英走过去,发现这个苍老声音的主人也是个卖鸡蛋的摊主。他笑眯眯的对李兰英说:“嗬,乡下来的?我也是乡下的,这年头乡下人苦哇,物价这么高……这样,老妹妹,我这鸡蛋算你八毛一个,咋样?” 李兰英突然后悔,后悔不该把家里的两只草鸡早早的杀了。但她还是买下了老摊主的鸡蛋,八毛一个。 她多长了七毛问摊主要了个塑料筐,在筐底铺一层硬纸,然后又是薄薄的一层沙,再然后铺上草绒,最后安放上鸡蛋。她又想用布蒙上鸡蛋,可是摊主这儿没有布,她想到了自己深蓝色的头巾,但最后度量了一会儿,还是没有解下来。 “慢走哎,老妹妹。”老摊主晃动着手臂,依然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 她站在儿子楼下。 儿子家的位置还是她请经常来城里的来村长给打听到的,来村长把地址抄好,递给李兰英:“喏,你儿子家的地址,听说你儿媳怀孕啦,哈哈,恭喜恭喜,到时候做了奶奶可要请我们吃酒。”她笑着应允。 李兰英慢吞吞地挪动步子上楼,她低头想着事情。 摁下门铃,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开了门,她打量了李兰英一番,那目光看的李兰英不自在。 “你找谁?”女人丝毫没有让李兰英进门的意思。 “我找……阿舜。”李兰英踌躇了一会儿,又补充道:“韩舜苏。” 女人刚要答话,内间里传来男人的声音:“是谁啊,老婆。” 女人的目光最后停留在李兰英的深蓝色头巾上,然后伸手摸了摸微微隆起的小腹,“找你的。” 男人披着浴巾出来,李兰英顿时闻到了一股沐浴露的浓郁的香。 “妈你怎么来了?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男人的声音明显很惊诧。 “儿媳怀孕了……我来送鸡蛋,补补身子。”李兰英缩在门框外,她想或许自己不该来。 里屋里明显传来“嗤”的一声,不轻不重,但李兰英恰好听到。 男人朝屋里看了看,然后转头对李兰英说:“要不进屋里坐坐?” “不了,不了。”李兰英把那筐鸡蛋递上:“给。” 儿子关上门的时候李兰英听见屋里的女人说:“你还真是孝顺,还请你妈进屋坐。” 她突然觉得很累,她想现在或许自己只剩下那个空落落的家,以及那几张泛黄破损的旧照片。 她搭了辆拖拉机,令她惊讶的是城市里居然还有拖拉机,那辆破旧的拖拉机突突突突的冒着黑烟,像是游走在文明世界的野兽。她坐在一堆白菜里,屁股底下垫着的白菜渗出的水浸湿了她的裤子,她感到一阵冰凉,同时也感到一阵疼痛:似乎是自己的关节炎又犯了。 她拖着两条臃肿的腿回到村子,恰巧遇到来村长用敞篷三轮载着他的傻瓜儿子闲逛,他把三轮车停到李兰英旁边,热情地跟她打招呼,他的傻瓜儿子也憨憨的对着李兰英笑。 “嘿,进城找儿子咧?城里好不?” 李兰英点了点头,重复说了两遍好。然后伸出长满老茧的手摸了摸阿来憨憨的脑袋,阿来不语,仍是朝着李兰英傻笑。 “真好。” “啥?”来村长没听明白。 “儿子真好。” “嗨,”来村长笑了,“你儿子当然好,大学生,又在城里买了楼,娶了媳妇,那像我这个傻儿子找不到媳妇——绝后咯。” 来村长说的时候脸上并不悲戚,他问:“咋样,儿媳水灵不?” 李兰英没有答话,恍惚间她想起了一则笑料。 那是很多年前,来村长和他的傻瓜儿子在村头乘凉,来村长问儿子:“阿来,以后你长大了,你最疼谁?” 阿来说:“最疼爸爸妈妈。” 周围的人哈哈大笑,李兰英也笑,来村长也笑。 如今已是好多年,小傻子长成了大傻子,李兰英突然问阿来:“阿来,你长大了,最孝顺谁?” 阿来说,最疼爸爸妈妈。 李兰英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因为傻子不会骗人。 她忽然觉得自己很孤独,她想起了曾经贴在自家大门上的“孤”“哀”,觉得现在也应该再贴一副。 雷尼伦说,孤独是已经死去的一切仍存在于我们心中的一座活的坟墓。李兰英觉得现在就连她自己,也被埋进了坟墓里,当然,为她陪葬的,不仅仅是过去的一切,还有那个年轻的城市。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