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的历史发展

当下，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抑郁是一种现代病，其实，我们对情绪和性格的理解及控制，从古至今不断发展。

在西方，抑郁的历史与思想史联系紧密，大致可以分成5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古代，古希腊时代的医师希波克拉底认为，抑郁本质上是大脑的疾病，可以用口服药物的方法治疗。

第二个阶段是中世纪，那时候，抑郁被污名化，抑郁的人会被视作失去了上帝的眷顾。

第三个阶段是文艺复兴时期，抑郁被浪漫化，天才艺术家们的颓废被看成是洞见。

第四个阶段是17到19世纪的科学时代，人们用实验探索大脑的构成和功能，尝试用生物性的策略来驾驭心灵。

第五个阶段从20世纪初到现在，在理解和治疗抑郁方面出现了两项重大运动，精神生物学和精神分析。

在整个18世纪，关于身体和心智的科学解释都在不断加速发展，如果一个人无法维持精神健康，会被认为是自我放纵之人，失去了理性，在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

“在18世纪，精神病人是没有权利没有地位的局外人。妄想症和抑郁症患者受到极大的社会压制……一旦表现出精神失常，你就要到精神病院度过余生。因为你就像一头被捕获的犀牛一样，不可能再有人类的理性。”

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相比，抑郁者一般来说相对温顺，受虐待的程度也要低一些。

那时候，医生对抑郁者采用的治疗手段，是通过身体的痛苦来分散他们对心智之苦的关注，常见的手段有 让抑郁者溺水，或是通过一些旋转装置，让他们昏厥呕吐。

在这种背景下，遭遇抑郁的人不得不偷偷摸摸生活。

英国有一位作家叫鲍斯威尔，长期给朋友写信描述自己的抑郁状态，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忧郁达到了最惊人、最折磨人的程度，我整个人都坠入了深渊，心里充满了黑暗的想法，所有的理性力量都弃我而去。我对什么都没兴趣，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都那么沉闷乏味。”

鲍斯威尔坚持每天写十行字，在经历抑郁的同时来描述自己的体验，能让他保持清醒。

到18世纪末期，浪漫主义兴起，忧郁的地位再次提升，被视为一种具有洞察力的状态。

诗人济慈、雪莱、歌德乃至后来的波德莱尔，都描述过忧郁之美。

在诗歌之外，另有一条哲学线索，先是黑格尔在19世纪初告诉我们，“历史不是生长快乐的沃土，快乐的时期在历史乃是一篇篇的白页，世界的历史上确有几段满足的时刻，但是满足不等于快乐。”

黑格尔否定了追求快乐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则从自己的痛苦中得到了神奇的慰藉，他说，“在极度忧郁时，我也热爱生命，因为我爱我的忧郁。”

他说，“罕见的不是有人会陷入绝望，绝不是。罕见的、极为罕见的，是从不真正陷入绝望的人。”

另一位悲观主义哲学家是叔本华，他不相信痛苦会让人高贵，在他看来，世上的芸芸众生，在焦虑和欲望中度过光阴，时常忍受可怕的痛苦，直至最终落入死神的手中。

到了19世纪，曾经活得犹如动物的精神病人又“变”回了人，精神疾病的分类更加细致，精神病照护院系统也建立起来了，精神病人可以住院治疗。

大多数精神病照护院会把病人分类，把有可能康复的病人跟治愈无望的病人区分开。

1807年，英国每一万人中有2.26人被判为疯子，严重抑郁者被归入这个类别。

到了1890年，这个数字变成29.63人。 

这个变化背后，有一部分原因是，人们越来越愿意承认自己的亲人有疯症，“如果住院期间，有些人的病情确实能够好转，那么无论是谁可能正处在一生悲苦的边缘，把他送到可能拯救他的地方，就几乎成了一种义务。”

抑郁史的第五个阶段就是20世纪初到现在。

在20世纪，在理解和治疗抑郁方面有两项重大运动，一个是精神生物学，另一个是精神分析。

德国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雷佩林是精神生物学的开创者，他第一次提出，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有内在的生化基础，他认为，抑郁最重要的原因是遗传缺陷，有70%到80%的病例都是遗传引起的，但他开出来的处方只是“静养”，增加鸦片和吗啡的用量以及各种饮食限制。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之父，在他看来，忧郁是哀悼的一种形式，来自丧失食欲或性欲的感受。

他的学生亚伯拉罕进一步提出，“忧郁、抑郁的来袭，是对爱的失望招引来的”，比如，婴儿渴求乳汁，断奶后，来自母亲的拒绝会让婴儿感到失望，这种失望有可能会伤害到一个人对自我的爱。

换句话说，针对精神疾病，克雷佩林提出了基因决定论，弗洛伊德派提出了婴儿期经验决定论。

对于这两种观点，美国有位叫阿道夫·麦耶的医生都不赞同，他相信，精神病人很可能有遗传倾向，但遗传不意味着不可变，人有无限的适应能力，不仅可以放下错误观念，而且还能学着用一种让自己不那么容易患精神疾病的方式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