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所用的纸张基本上也是专门用于抄经的纸张，而不是常用的书画用纸，其所用基本是笺本。这也算是抄经的传统用纸，因为抄经要求严格，为了不致因错漏反复重抄，所以抄经用的笺纸不能太大。康熙皇帝抄《心经》的“笺本”一般是6页或7页，这其中除了《心经》正文，还包括前面的观音画像，后面的韦陀画像，以及康熙帝的跋文，所以正式经文所占的页数一般在4页或5页左右，装裱成册后就成了册页样式的“笺本”，装裱成卷后就成手卷式的“笺本”。
检阅康熙帝历年抄经所用的纸，早期并不固定，主要有佛青笺本、素笺本、素绢本、洒金笺本。到康熙四十二年、四十三年，康熙帝抄经用的纸相对固定下来，所用主要是“佛青笺本”。自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二年的八年時间里，康熙帝所用抄经纸基本是墨笺本。用墨笺抄经书也是古已有之，清内府所藏手抄经书，像元赵孟頫、明唐寅、文征明等人抄的经书都是墨笺本。而从康熙五十三年到康熙六十年的七年时间里用的都是洋笺本。
印度古代佛经多写于贝叶上，因而贝叶文也多指代佛经。而古代汉文抄经上也有出现“贝叶文”一词，主要出现于经名一侧，实际上是用梵文书写的经名，如清官藏宋人书《阿弥陀经》一册，经名下俱有贝叶文，康熙皇帝所书《心经》中出现的
“贝叶文”与此相同。韦驮是自印度天神演变过来佛教护法神，他有时单独出现在所抄经书上，有时与佛像同时出现，有时与观音菩萨一起出现。如在清宫所藏的宋刻《法华经》第一册、第二册经后就有韦驮像。而宋刻本《药师经》上册经前有佛像，下册经后有韦驮像，册中经文佛像互见。元刻《法华经》一共七册，第一册经前有佛像，第七册经后有韦驮像。到元代时，贝叶文、韦驮、佛像或观音菩萨像，三者俱有似乎是抄经的常见模式。明代胡广奉勒所书《真实名经》中有贝叶文，前画佛像，后画韦驮像。明人所绣《心经》《金刚经》合册以及《药师经》，前有佛像后有韦驮像。康熙皇帝所抄经书中，基本沿用了元明时期相对固定的样式，但是具体的图像却不完全一样。
有代笔吗
康熙皇帝留心古人翰墨，对虞世南、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米芾、董其昌等名人墨迹均有题跋。尤喜米芾、赵孟頫、董其昌。沈荃作为康熙帝的书法老师，书法便宗法米芾、董其昌，深得康熙帝赏识。有人认为沈荃是康熙帝的代笔，康熙帝在非政务手迹中，请人代笔应该算是比较正常的。那康熙帝所书《心经》卷册中，是否也有代笔现象呢？
有一条非常值得怀疑的信息，即康熙帝所书最后一本《心经》的时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按时间算，这一天已经是康熙帝驾崩后两天，所以这本《心经》要么是康熙皇帝提前写好的，要么是代笔当时并不知晓康熙皇帝此时已经驾崩。乾隆帝的解释是“亦有先期预书者。此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御笔计日在升遐之后。盖是月初旬预书也”。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有代笔，也不会是沈荃，因为沈荃此时已经去世38年了。
另外还有信息也令人怀疑康熙帝书《心经》时有代笔，在一卷洒金笺本的《心经》后，康熙帝跋日：仿米芾意，实不能彷佛，况久废，作字手涩目花，自觉可笑耳。”由于此卷上钤有一方“髦期不倦”玺，这是康熙帝晚年用玺，曾见于康熙六十一年七月十五日所书《心经》上。而康熙六十一年在固定时间内所书《心经》并无缺失，那如何解释“况久废，作字手涩目花”呢？所以猜测其中也有可能出现代笔行为。
然而，不管康熙皇帝在一生所书《心经》的过程中是否有代笔，他对《心经》所蕴含的深刻喻意是十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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