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们江一边》代序：我为什么要重返文学
文：沈乔生
我有了重返文学的念头。
说重返，倒不是说我脱离了有多久。事实上，这些年我断断续续写的小说和散文也不少，然而，主要的精力和心思，已经不在文学上了。
本来，重返可以提前几年，但我遇上一些无法推托、不得不办的事情。简单地讲，首先，替儿子办了婚礼。在中国，结婚是儿子的事，更像是父母的事。
第二件事就是，买房，卖房，装修，搬家。从闹市区搬到了一个桃花源似的地方。这是个重体力活，几乎让我和妻子的老骨头散架。
第三件事是炒股票。我炒股很长时间了，身旁一些人信任我，把他们的账号交给我，让我代他们炒。哪想到遇上了绵绵的熊市，他们的账户都出现了亏损。我深思之后，壮士断腕，不再替人炒了，把他们账户上的亏损悉数赔还，赔了40万，但不能因此而一蹶不振呀。刚好是2014年年底，机会来了，我毅然决然，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股市，激战半年，当股市跃上5000点之后，全部抛空。就此离开。
第四件事，我在62岁时，不仅取得了中国的汽车驾照，还取得了美国驾照。一个老爷子能玩成这样，也不是简单的。
第五件事要多讲两句。我自幼就爱书法，8岁时，在母亲的引诱和逼迫下，写起毛笔字，学的是颜真卿，以大字为主。在文革中，我这一特长得到发挥。班上的大字报几乎都是我抄写的。
以后，我下乡到黑龙江农场，为了对付漫漫的冬季长夜，我就写毛笔字。别人抽烟喝酒，打牌，下军棋，我也玩，但适可而止，不沉溺。沉溺的是写小说，写毛笔。那时没有宣纸，连白纸都找不到，我就溜到大队部去，不干别的，专门搜罗报纸，如果搜到一堆，就欢天喜地卷起来，捧着跑回宿舍。
大概在十多年前，我开始一心扑在书法上。那段时间，早晨6点我一定会醒来，虽然还想再睡，可总要去拿毛笔，总要读帖，很快睡意就消失了。这样忙忙弄弄，不知不觉就到8点了。几乎天天如此。不光早晨写，一天中的其他时间还想写，吃完早饭又过来写两张。烧了开水冲了茶，又走来写一会。打开计算机码不了多少字，又蹙过来涂鸦一张。已经到了无法不写的地步了。我告诉自己，这样不行，该写点文章了，可总是控制不住。稍一得闲，就身不由己，腿不由己，往放有文房四宝的房间里走。我曾经写过一部中篇小说《书痴》，写的是一个叫谭一池的人，他以生命来滋养书法。现在我自己也有点谭一池的影子了。为了不要痴过头，我必须逼着自己不写，不想书法。
有时一人在家，到夜里要上大门的保险扣了，看了发笑，一整天还没有打开过呢。
2014年，我的个人书法展在南京、上海两地成功举办，两地的开幕式都是在剧场里举行的，在南京时有将近三百人参加开幕式，在上海更是达到四百多人。一些著名的作家和书法家出席了开幕式。我实践了以毛笔抄写新诗的主张，取得了应有的成果。
在很可能由作家向书法家转型时，我停住了脚步。
我知道自己是个不安分的人，在一条路上走久了，会来一次逆袭。同时，我又是一个十分恋旧的人。
于是，一个急迫的、近似于庄重的声音在我心底多次响起来。
重返文学。
我起先不敢相信，周遭的世界不是早就不把文学当回事了？
我再次细听，没有错。
重返文学。
这是第六件事吗？前面五件事加起来，意义也没有它大。
不由回想起我的文学之路。
我的写作起步很早。在黑龙江农场，在广袤的凛冽的雪原上就开始了。那时我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知青睡的是南北大炕，我睡在尽里头，在炕上放一个箱子，就是我的书桌。我趴在上面，就着昏暗的灯光，用钢笔写下了《开渠新歌》、《雪原扬鞭》等小说，以手稿的形式在知青中间流传。很多人都知道，十一分场有个写小说的上海人。
如果追问写作动力，那就说不清楚了，当时都无处发表，就是后来发表了，在文革结束前，也没有一分钱稿费。再说，前头那么多舞文弄墨者都被打倒了，在历次运动中遭到了残酷的斗争，文革中更是全军复没，有人上吊，有人投湖，有人跳楼，我不是没有看见，怎么还会如痴如醉地、执迷不悟地想走这条路呢？
给出答案并不难，在于文学谜一样的、欲死欲活的魅力。我年轻时候，内心是十分执拗、狂热的。中了文学的毒，没有药可以解。
1981年，大学三年级时，我在《小说界》1981年第二期，发表了中篇小说《月亮圆了》。这篇小说充满了浪漫的情绪，有着诗一样的语言。小说发表后，在青年学生中，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有批评家说，这是新文学时期描写人性的发韧之作。当时，文坛上都在说伤痕文学，揭露文革带来的心灵伤害。而我的小说，描述了两个互为敌人的受害者之间的宽容，我始终认为，中国批评界对这个主题比较陌生，没有给我的小说以应有的地位和重视。
大学毕业后，我发表了第二部中篇小说《苦涩的收获》。次年获得《小说界》首届优秀作品奖，那届中篇小说奖就设两个，由日后写出《白鹿原》的陈忠实和我获得。陈公大我十岁，领奖期间，我们共游黄浦江，交流心得，由此成了朋友，后来还互赠书法作品。
后来，我当了大型期刊《钟山》杂志的编辑。又成了专业作家，写了很多自己较为满意和不甚满意的作品。
此时，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经济大潮冲击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同时，中国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动荡，小说和文学也因此受到了种种限止和阉割。
我也发生了动摇，似中了邪一样，觉得写作无用，对社会对人生起的作用太渺小了，对自己放任起来……
斗转星移，大概就在前两年，又转回来了。我发现，任何其他方面的事情，都无法取代文学创作带来的乐趣和快感，即使是我酷爱的书法，也和文学不一样。书法的世界相对固定、有限，而文学的时空和地球一样大，没有东西能和文学和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相比。更不用说其他的了，哪怕股市你赚了钱，你买到了涨价之前的房子，都和文学的感觉不一样。
看起来，世界上有意思的事情很多，但实际上非常少。重返的想法，令我自己也吃惊。
在我看来，写作是灵魂的独白，是精神的自由飞翔。因为你可以把人类的内心如此细腻、透彻而深刻地展现出来，不管是真还是假，是美还是丑，是恶还是善，都可以展示到令人惊悚的地步。你是你的精神王国的主宰。其他行业都不可能。
这是你灵魂的需要。
我发现我还有许多题材可以写，也就是说，我没有完成任务。我有我的文革感受，虽然写过长篇小说《狗在1966年咬谁》。但还很不够。我的家庭有很多特殊性，都是原生态的，待我去开掘。我一生经历过很多事情，有很多难以磨灭的个人印象，都没有好好描写。我的兄弟姐妹们在中国就有许多承载，后来来了美国，他们的下一代在另一片土地上长大、生活，展现出无比的丰富性。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有着曲折、丰富、深邃的内心，刻划出我一个人，就是展现了一代知识人的灵魂。
啊啊，青春热血，尤如重新回到了北大荒，我又是那个毛头小伙子了。我还惊喜地发现，除了体力下降之外，我的刨作力并没有下降，甚至比以前还强，因为思想上成熟了。
重返文学。
这个念头啮咬我的心灵，像三月的春蚕，疯狂的春蚕，啮咬嫩绿的桑叶。
在此抄录我1993年的小说《小月迢迢》中的句子：
“桦树林里惨白得惊人，鹿举着步子在林子里走。月亮在树梢头歇一歇，然后一跃身，起步了。它宁静地向中天游去，漂洗过的血随它同行。他的头顶上，从地平线的这一头到那一头，是一个无限广阔的湛蓝的空间。月亮是一个灵魂，它在这空间里自由翱翔。
人的权利是精神活动。”
夜深人静时，那个声音又来叩问，现在的媒体、娱乐有多发达，年轻人的趣味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你能赶上吗？
我说，我相信文学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不过，我会尝试新形式，试试看。
我听到钟摆的滴答声响，听到夜色中传来大鸟的惊叫。
那个声音说，你认为你将写的作品有什么艺术特点？
我说，内心。复杂、深刻、丰富、高贵的内心。是稚嫩、敏感的内心和外部世界的冲突。在我看来，中国文学的一个缺点是，重视所谓史诗，忽视内心。我还可能写些脱离现实的，离奇古怪的东西。
2016年，我在五个月时间内，写出了七部中短篇小说。这在我年轻时也很少做到。这是我重返文学的第一批作品。其中有些小说，如《血书》《上大学》，和我个人经历有很密的关系。当我在电脑前坐下来，那种对北大荒的特殊感觉，那种特定时期的特殊氛围，如烟雾一样向我飘过来，又如同水银一般渗透了我的骨髓。我犹如回到了当年，当歌，当喜，当泣。所以，我的笔墨比较写实，现代派的手法用得相对较少，似乎是怕把固有的气氛破坏掉。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中篇小说，《图们江一边》，这是我用想象和资料写成的小说 ，以往，我很少这么做。写的是中国作家没有写过的故事。一个美籍华人，单身老男人回到国内来相亲，却因观念不对，四处碰壁，焦头烂额，他就去找他的初恋、在北大荒时相识的朝鲜族女友，未果，却和一个脱北的女孩子邂逅。于是两人合演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苦旅。相疑、自残、蛇头、追捕、家园保卫战、入狱、诀别于人生悬崖。故事惊心动魄、激越人心。人物性格鲜明，个性迥异，具有相当的心理深度。
海外学者、评论家陈瑞琳是第一个读者，她看了说，这是一篇突破性的作品，预示着我的创作将在一个新高度上开始。
从2016年10月起，我的四篇小说，《图们江一边》《血书》《不为绿卡》《复活》在北美的《世界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前后连载半年之多。
我欣喜之余，不免有很大的不满足。世界日报只在海外发行，而《图们江一边》因为涉及敏感话题，国内的杂志发表不了，读者就无法读到，令人失望。
有个作家朋友听说了，提议说，你可以在微信上发。我心头一亮，这不失一个好方法。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于是，找来年轻的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很快，《图们江一边》被分成十一个大段，上传了。结果出乎意料地好，故事新颖别致、惊心动魄，一下吸引了许多读者，不仅在南京，还在上海、北京、天津的微信群中传开了。不少人追着看，还通过各种方式问，什么时候发下一期，我们等不及了。
读者群建立起来了，接下怎么办？我原想收手了，但做技术维护的青年人却认为可惜了。我犹豫不决，抬眼望去，中国社会各种思想空前活跃，各色人等都渴求表达。
于是，我伏案疾书，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写出《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等两篇时评，写出知青系列的四篇杂文。写出《忏悔不是人类的天性》《为了忘却的记忆》等一批文章。仅半年，阅读量就达到二百多万。我做了原来没想要做的事情。我在不可预测的路上迅跑。一切都出乎意料，仿佛打开一个魔匣，飞出一大群五彩缤纷的相貌奇异、高贵的大鸟。
这本小说集的出版，首先要感激陈瑞琳，真的，我很少见到对文学如此热爱的批评家，她的书桌上堆着上百部从世界各地寄来的书，她常常通宵达旦地研读，如杜鹃啼血一般给大家写评论。有瑞琳这样的朋友守护和引领，是小说家的幸运。
要感激施玮，这个比我年轻不少的作家，据说她在中国大陆和我居住在同一座城市，南京。我想，南京雄阔的气势和缱绻的感情一定会在美丽的女孩身上打下深深的印记。我看过她的画，那些用油彩画的竹子，和中国传统的水墨画竹很不相同，少了凛冽，孤傲之气，而是一种色彩新鲜、滋润，温暖人心的竹子。
要感谢Peter先生和美国南方出版社的朋友，由于您们的无私帮助和认真细致的工作，这本中短篇小说集才得以问世。
最后，提到我发表在《上海文学》2013年7期上的散文，《台北寻故》。
在遥远的1950年，国民党溃败台湾，当时大陆上的很多有钱人，都随之逃往台湾，逃往海外。而我的父亲却逆袭这股人流，携一家老小，离开台湾，迎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返回祖国大陆。以后却有了难以想象的遭遇。文革中遭到毁灭性抄家，母亲的一只眼睛被打瞎。
当我第一次踏上了台湾的土地，在父母亲曾经居住的台北市西门汀的故居前，突然泪如泉涌。
我重返台湾，和重返文学是不是有某种契合呢？
我感觉到无以名状的痛苦和激动，仿佛听到冥冥之中的召唤。
写于2017年8月7日南京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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