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幸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我的童年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城市里还没有太多的高楼大厦,连马路上跑的汽车也少,家里更没有电视和游戏机。
那时还处在计划经济的时代,生活物资都是按人配额的,要凭票购买。买米用粮票,肉类需要相应的肉、鱼票,买布或衣服也要布票, 日常需要用到的物资,大件如自行车、缝纫机、风扇、手表,小到手帕、肥皂、火柴、油盐酱醋糖,即使有票也都是有额度限制的,一件难求。
大人们都在为温饱而奔忙,大鱼大肉、花生糖果平日里是难吃到的,只在中秋、春节这样的节日里才能打打牙祭,餐餐能“吃饱”就是公认的幸福。
对小孩来说,“吃饱”固然重要,但更想“吃好”。零食在那个年代绝对是奢侈品,但凡食杂店里货架上的五颜六色的糖果、果脯,都只能是咽着口水眼睁睁地看着,日常能偶尔吃到一丁点带甜味的东西就很满足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幸福梦想,不仅是我,还是住在同一个大院里小孩们的共同愿望。
大院里行政办公楼前后种了几棵沙梨和杨桃树,每到暑假树上就会结挂着为数不多的几个果子,成熟后统一采摘分发到家家户户。可小孩们每每路过看到果子都馋涎欲滴,根本等不及果子成熟,但要光明正大地进入这个设岗哨的区域太难了,几经周折,我们一帮小孩终于从生活区翻找到一段废弃的防空洞,地型分析后发现可以秘密潜到行政楼后面隐蔽的出口。于是,在一个烈日当空的午间,在几个大孩子点着半截蜡烛的带领下,我们居然在岔路丛生的地道中、半摸半爬地穿行过去,如愿采摘了一堆还未成熟的果子。在大人们的斥骂声中,觉得那涩中略甜的果子,口感特别好,幸福成就感满满。
果子被糟蹋后,被训斥过的我们又想到新的办法。不知道是从哪儿听到说中药里的甘草味道还不错,大院里又掀起一阵学习中药材的风气,只为了辨识出甘草和找到更多能生吃的药材。三五天后,大人们发现家里的甘草都不见了,而寻到甘草的我们,正趾高气扬地给其他小孩发福利,小半截甘草省着点一般可以吃上两天,装在衣兜里时不时拿出来嚼上几下,丝丝甘甜的味道至今还记忆犹新。
家里条件稍稍好些的,厨房里会有个壁橱,用于放置碗筷和调味用品。最让小孩们感兴趣的是壁橱里的糖,白砂糖、冰糖和片糖,三个一模一样的瓦罐分别装着,锁在壁橱里(是的,大人们总喜欢把壁橱锁上。很神奇!)。像冰糖、片糖这类体积较大的,分量减少太容易暴露目标,我们都不敢随便下手,就只盯着那罐砂糖,看准做饭时间,趁着壁橱大开、大人不留意时,偷偷把手指在嘴里飞快打湿,伸进糖罐蘸满糖,拿起再快速舔到嘴里大快朵颐。这可是一门技术活,既考眼力也考验速度,行动慢了容易被大人抓个正着,平日若不留意糖罐的库存量,伸进手指也可能颗粒无收。
冒险次数多了,大院里的小孩胆子也越来越大,谎报身体不舒服,除了能成功逃课,还有机会收获亲戚送来的慰问甜点。一瓶牛乳或一听水果罐头,再搭配香甜的小面包,绝对是粗茶淡饭的日常里最让人眼里有光的佳肴,尽管吃过一次后就会按传统惯例锁进壁橱,合适的机会才会再拿出来。更有牛哄哄的男孩子,会谎报肚子痛,闹着要家长跑到医务所讨几颗“宝塔糖”(驱虫药),甜甜的也很解馋。
记忆较深刻的糖果,一种是食杂店里玻璃罐装着的彩虹糖,小指甲大小、五颜六色的颗粒,一分钱可买到7颗,至少可以吃上3天,糖粒含在嘴里慢慢溶化的感觉最是欢喜。大人们的钱都是精打细算的,小孩没有零花钱,钱从地上捡的,我们三五成组,往人多的市场、商场里走一遭,地上的硬币就是“上天的馈赠”,沿江路的南方大厦就是我们的财富根据地之一。还有一处我们认为的根据地,就是寺庙里的龟蛇池,大孩子们观察过说很多大人喜欢往龟蛇池子里抛硬币,僧人未清理前满池都是硬币,虽然每次都出师不利,总被抓住遣返,可骨子里还是认为那里就是“聚宝盆”。
还有一种记忆深刻的糖果,是来自远方的“大白兔奶糖”,奶香味的糖只有出远门办差事的大人才能带回来,每每这时都会很大方地请每个小孩上前抓一把。只恨自己的手太小又不敢双手齐上,最多一次也就抓到7颗,偷偷地藏好也只能满足7天,要不就当天吃完,不然遇到大孩子来讨要,还只能乖乖地奉上。
跟随奶糖一同回来的,还有听不完的远方故事,才知道我们小孩终日打打闹闹的大院外面,还有更广阔的世界。那些糖纸包着的糖,吃过后会把糖纸留下,就像集邮、集火花那般,把糖纸洗净摊平晾干,夹在书本里带回学校炫耀。炫耀的不仅仅是吃过多少种糖,还有每颗糖背后的故事。
丰子恺先生说:小时候真傻,居然盼望着长大。
随着慢慢长大,日常里能见到、吃到的糖越来越多,直到体型发胖,直呼‘少盐少糖’甚至不敢再多吃甜食。
于是记忆里童年的那些甜味,就成了怀念的简单幸福时光。打开回忆的闸门,时光定格在过去,回忆永远留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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