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完了龙应台的人生三部曲，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亲爱的安德烈》。一方面书里有关于一个人成长的诸多讨论，很有共鸣；另一方面我觉得这种对话能发生在母子之间，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摘录出来分享下，我总结了十几个对谈问题，今天先分享四个。
龙应台，51岁，在台湾出生，在大陆教书，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母亲。安德烈是她的大儿子，18岁，中德混血，在德国上学。四年里，她们分隔两地，偶尔见一次面。有一次，龙应台发现了安德烈的变化：婴儿肥的脸蛋没有了，线条棱角非常鲜明，有一点“冷”的看着你。
作为一个母亲，她知道孩子一旦长大，就会陷入一个陷阱：她知道孩子爱她，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口。因为有爱， 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
她不想掉入这个陷阱，她想重新认识这个 18 岁的儿子：他究竟在想什么？ 他是怎么看事情？ 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 喜欢什么，讨厌 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 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她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他，她邀请安德烈来共同开一个专栏，以书信方式来交流各自的想法，条件是：一旦答应就不能半途而废。安德烈答应了，一写就是 3 年，写了 36 封信，探讨了彼此很真实的一些困惑。
一、18 岁时，你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吗？
安德烈：妈妈，我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做什么，你 18 岁的时候知道吗？
龙应台：我从小生活在海边一个渔村里，狭窄拥挤，不知道什么是高速公路，什么是下水道，更没进过什么音乐厅、美术馆。不知道垃圾要处理，不知道什么叫环境污染、什么叫生态破坏。
国家的一切大事我也知道得很少，我 18 岁那年，阿波罗登上了月球，美国和越南入侵柬埔寨，大陆正在文革……而我这时要考大学，读书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你会不会我描述的是一个黯淡压抑的社会，一个渔村无知的乡村，一段浪费的青春，但是不那么简单。
整个社会，如果拉长历史来看，都是在抑郁中逐渐成熟，在浪费中逐渐累积能量。你发现没，经过纳粹历史的德国人比一向和平的瑞士人深沉一点吗？
而那个“愚昧无知”的农村， 却在三十年后，让我意识到它教给了我什么？——虽然渔村的贫乏，造成了我美的贫乏，对生活艺术的笨拙，但同时也给了我一种悲悯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嚣张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也是我的心声）
你们这一代，就是大海里鲜艳多姿的热带鱼，能接触到广泛的知识以及艺术和美的熏陶，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你们“定锚”的价值是什么？终极关怀又是什么？
二、你会不会为“国家”骄傲？
安德烈：我出生在德国，因为德国二战的事，从小被身边人影响，一方面心里很为德国骄傲，但另一方面又要表现得很冷漠、不屑，不能流露出为祖国骄傲这种情感，我们很少升国旗，也很少唱国歌。如果某个比赛德国赢了，也无法像美国人、法国人那样，在街道大喊“美国万岁”之类，那样在外人看起来太恐怖了。那妈妈你会为台湾骄傲吗？
龙应台：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被教导以做中国人为荣，“为荣”和“为耻”是连在一起的。当年流传很广的一篇文章叫《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一位有名的前辈写的是《丑陋的中国人》， 批判的都是我们自己。
然后随着“独立”意识到抬头，“中国人”这个词不“正确”了，不能用了。所以现在独立不独立还没有共识，文化也卡在中间很尴尬。
作为这个历史坐标点上的台湾人，“民族主义” 使我反胃—— 不管它是谁的民族主义。 你知道， 一个被长年过度灌食某种饲料的人， 见到饲料都想吐。我们都被灌得撑了，被剥夺的， 就是一份本来可以自自然然、单单纯纯的乡土之爱，纯洁而珍贵的群体归属感。它一经操弄就变形。
尤其是当我看到有些政府的不耻行为，更是让我羞耻。我们这一代人，因为受过政府太多的欺骗，心里有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不屑，太多的不赞同，对于所谓国家，对于所谓代表国家的人。
三、年轻该怎么度过？
安德烈：德国有个说法：“如果你年轻却不激进，那么你就是个没心的人；如果你老了却不保守，那么你就是个没脑的人。”那么，你觉得年轻人应该怎么样？
龙应台：我二十三岁时，刚从台湾岛美国，很震惊为什么欧洲青年那么无所畏惧，背起背包就敢千里闯荡？他们为什么满脑子都是玩，懂得玩、热爱玩、拼命玩？他们父母对他没有努力读书的期待吗？
而台湾的青年人，读书是要回馈社会，报效祖国的，我们的“玩”，叫做“自强”，是通过玩来建立强壮的体魄、强悍的意志。
这两者点区别不是物质匮乏的问题，而是思维差异：欧洲强调的是个人思维，台湾是集体思维。脱离集体是一件可怕的、令人不安的事情。更何况，我们被教导，个人是为了集体而存在的。1968年的欧洲青年向权威挑战，向上一代人丢石头时，我们这一代人还在上爱党爱国教育，玩集体游戏唱“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人生，其实就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种同唱同乐的群体情感，同伴深情，也只有在少年期有。离开这个阶段，路会愈走愈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也行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
少年，玩是可以的。我和席慕容的看法是一致的：上一百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玩，可以说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
四、对于社会不公，你会反抗吗？
安德烈：我感觉我和我的同学们，大多在安逸、有教养的家庭里长大，没遇到什么真正的痛苦或艰难。好像除了退回小小的自我，也没什么大事让我们去冲撞、反叛？
龙应台：从你上小学开始，我就在思考一个难题——我希望我的孩子敢为自己的价值信仰去挑战权威，但是有些权威可能倒过来伤害你，所以我应该怎么教我的孩子“威武不能屈”而同时又懂得保护自己不受上海？这可能吗？
安德烈：之前我的想法是，这个时代没什么好“反叛”的。但最近看完一个电影《好日子过去了》，好像提醒了我，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公正存在，怎么可能没有“反叛”的需要？所差的只不过是你是否愿意看见，是否愿意站起来，行动不行动而已。
那么我会行动吗？我认真想了，是，虽然我知道中国大陆妇女在极不人道点工作环境里工作，为耐克做苦工，但我不会因此不买耐克鞋；麦当劳为了生产牛肉大面积破坏南美原始森林法，但我也不会不去吃麦当劳；我知道非洲的很多孩子死于营养不良，但我不会因此勉强自己把每一顿饭的每一个盘子舔干净。面对这些社会不公，我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对问题视若无睹，假装看不见——如果我能把思想关掉更好。这样，我是不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
龙应台：安德烈，我感觉到你为自己的舒适而不安，很高兴你能有这种道德的不安。
我相信道德有两种：消极道德和积极道德。消极道德平时发生在我生活中，比如我在家里不同房间穿梭时，总是会随时关灯；如果有自然清风，就不用冷气；浇花的水，都是院子里接下的雨水，包括你和你弟小时候洗澡，都用的是同一缸水。
我曾经喜欢吃鱼翅，但我知道鱼翅是怎么来的就不吃了。他们从鲨鱼身上割下鱼鳍，就放手让它自生自灭了，鲨鱼没有翅膀无法游走，只能沉到海底活活饿死。
你和你弟弟都很喜欢穿名牌衣服，可我不感兴趣，你知道为什么吗？有一年我去爬黄山，看到一个少年，肩上担着 90 斤的重物，翻过一重又一重的高山，直到山顶的饭店。他凌晨 4 点出门，回家是深夜，而一天只能挣到 30 块钱。而山顶一杯咖啡是 20 元。这些思虑、这些人在我心中，使我对于享受和物质，总保持着几分怀疑的距离。（也是我的心声）
当然，我也不是圣人，我只管我记得的、做得到的。不浪费、不奢侈，这是我选择的消极道德。但对于有些事情，我选择积极。比如对一个说谎的政府的批判；对于一个愚蠢决策的抗议……
我们都知道欧洲国家社会福利非常好，占GDP的45%，而美国只有 30% ，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是他们对贫穷的认知有关。 60%的欧洲人认为贫穷是环境所迫，却只有 29% 的美国人这样看。只有 24% 的欧洲人同意贫穷是个人懒惰所造成的，却又 60% 的美国人认同这种观点。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咎有应得，或者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社会责任，就决定了不同群体的不同制度。
所以我不认为你是个坏蛋，只是你还没找到着力点。但总有一天，你会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做不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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