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回忆性的文章，多是童年时候的事。接下来是记述一些从少年到青年时候的事。
——我在家中是老三，有两个姐姐两个弟弟。两个姐姐都结婚早。大姐是我下学那年出的嫁，二姐又隔了一年，也出嫁走了。我在家一气呆了十年。
现在想想，真可怕，这十年几乎耗去了我整个的青春。
那时我母亲和我父亲成天打架。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也能吵起来。今天该买种子了，明天该种地头了，我母亲就唠叨，我父亲就火刺刺地说:你不去买么？!你不去种么？!其实这事真应该是我父亲去弄，他这样说纯粹是讲横理。我母亲在家操心很多，鸡狗鹅鸭，一家子的吃穿洗涮，都是她操持。庄稼弄到家我父亲基本上就不管了，主要的任务就落在我母亲身上了。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哪里她不戳戳（收拾的意思）哪里就得瞎!”——她是个过日子急的人。看到别人的地头种上都发芽了，她自然着急。但我父亲脾气非常暴躁，只要我母亲一说，那就肯定干仗。我常想是不是他的血液里天生就带着暴躁的基因？一个男人怎么可以和老婆这么斤斤计较？可那时我不懂，也埋怨母亲絮叨，少说不说不就打不起来了？现在自己也顶家过日子，想想她那时真是不容易。
其实那时我也着急，为什么总落在别人后边呢？我十分羡慕跟我一个特别好的同学家，她爹娘从不吵架，地里总是比我们收完得早。
其实他俩吵架的原因很多，有时因为大事有时也因为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
我母亲姊妹很多，小舅和小姨那时过得都不好。小舅盖房子，把我家拆房子剩的石头都拉去使了，过后也不提，我父亲想要又开不了口，不要还不舍得，就生闷气。小姨家过得更穷，三个孩子罚了两个——老大是男孩，老二是女孩。老二就挨罚了，她还再得生个老三!……真是让人无奈又服气。连我母亲和我姥爷都不同意她这样做，说她“打胡谱”，但她毫不理会。——打这胡谱的人不光她，我二姥爷家的两个姨也每人仨孩子，我其中一个姨夫还在教委吃“国家粮”。巧的是还都是俩儿子一个闺女，我的天，真是让人服服在地!我这些叔伯姨家日子过得都还好，一个是“正式工”一个在青岛做生意。
我亲姨家不行。她结婚分到一处破房子，都坍塌得不敢住了，好不容易大家帮着盖起一趟屋，窗是用薄膜封着，门口用门帘挡着，好多年以后才安上门窗。
她家里没养牲口，用着使就到我家牵。有时候就免不了连人加车一块借。借就借吧，我那个姨夫也不会办事:用了一上午都大晌天了，他把牲口送过来了，下午还接着使你就扔个草在那边喂喂就行了呗，这样来回一折腾喂都没功夫!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没心眼。（我母亲却说他心眼太多）父亲又很生气，朝着母亲“疯”。母亲这人，十分袒护自己姊妹，豁出去和自己男人反脸也惯着姊妹。其实我小姨和小舅根本不知道已给我们添了那么多麻烦。
我大姐最看不惯小舅小姨的做法。有一次她被叫回来处理“官司”，终于爆发了。我们姊妹几个从来没和谁吵过架骂过谁，但她这一次竟当着母亲的面骂开了小姨，她站在梧桐树下，气得直哆嗦，她那时已经怀孕，我有点害怕。觉得父母怎么这样不成熟，一点不象父母的样子。不应该呵护自己的孩子么？却反而让孩子为他们担心!连怀孕了都得不到关照。
母亲当时把大姐数落得哭了，后来小姨知道了把小姨也得罪了。那几年小姨每每需要提大姐的名字时都叫得特别狠。
大姐还顶撞过小姨一次:弟弟结婚那天，大家正出出进进忙乱之时，小姨忽然在厢房里哭了。母亲很诧异地问她，她才说这么高兴的事应该让姥姥来啊，她难受怎么不叫呢！母亲其实是忙糊涂了，结婚的俗礼太多了，千头万样，只想着不要丢面子，把亲戚朋友一窝党快照顾好，考虑不到那么周全，就把自己的老娘忘了。小姨这一说，她也后悔难过起来。外面宾客盈欢，两人在屋里长嘘短叹，大姐看不下去道小姨:“想到了不早说么？你操心去拉来也行啊！”她很不满，真是，做为姊妹不帮着忙活，打谱，净添乱!有那个心早提啊！母亲是真顾不上了，姥姥偏瘫，行动不便，来了需要有人上心照顾。大姐这一顿抢白，把小姨呛得说不上话来。
这些大人有时全都是孩子脾气。孩子也只好自己懵懵懂懂摸索着长大。
我能理解大姐。她婚前在一墙之隔的砖瓦厂上班，父母一吵架，砖瓦厂伙房的人都先听到了，那个刘顺卿就过来喊她:云儿快家去看看!你父母又打起来了!她觉得又惊又愧。还有一次，姐姐的同事住在我们家，半夜忽然听到父母打起来，她砸不开门，只得爬墙过来劝架。
真丢人哦!她说。
父母打仗这事让我们这些孩子很自卑，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我觉得即使找婆家，人家听说老的光打仗人家也是不愿中的。他们会觉得这户人家事事太多。
我弄不明白谁对谁错。一吵起来，说谁谁不服，都觉得我在偏袒对方。最后我干脆走开不管，母亲又说我心硬。
我那时大概真是心硬，有时候暗恨既然打成这样，何不离婚!我为自己竟能生出这种念头惊讶。
但是，日子就这样反反复复没有任何好转。我很希望家里来客人，他们不好意思当着外人的面打架，每当有人规劝父亲的时候，他也唯唯称是，很是谦逊悔过的意思。其实这都是假象，那种坏情绪积攒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就象周期性复发的病。
但他留给别人的印象却是刚正和气的。他只是和自己人过不去。酒是很多男人衷情的东西，他也爱喝，十分爱，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象蚊子见了血似的，而且逢喝必醉。邻居请他帮忙就管他一顿酒。喝了酒自家的活却耽误了。
这种日子实在太沉闷了。我渐渐学会了逃避:整天整天地泡在地里，拼命干活，空旷的田野里很多时候没几个人，身边只有庄稼。脑子可以任马由缰胡思乱想，嘴巴也不须说话。累到精疲力尽，回家倒头就睡着了。在家的时候，我也是吃完饭就躲到自己屋里，基本不与陌生人交往。而且陷得越深，我越是对换一个新环境充满恐惧。
农闲的时候，我会去找一点临时工作。但我显得麻木而迟钝。
八十年代末，玛钢厂是镇上唯一的厂子。没有熟人是进不去的。叔叔是镇上电影院的筹建者，资深放映员，吹拉弹唱无所不通，也算是小镇文化事业的领军人物，小镇上的名人。因为以前是下到每个村放映，所以有人不知道乡长、书记是谁，但老老少少没有人不知道乐楠是谁。看着叔叔的面子，我得以进了镇上的玛钢厂。
我被分到和厂里领导有些亲戚关系的女人一个小车间，用高速旋转的砂轮机打磨那些铸造出来的零件。这活没多少技术，但有一点危险，干时要千万小心拿住，拿不牢的话磨到手会一下子磨到骨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时间长了多数人都会受点伤，我右手食指的指头肚有次被带着指甲盖齐齐磨去小半块。
虽然这样，我还是愿意呆在这里。因为在这里年领最小，阿姨们待我很不错。管事的小杨也很和气。但不久后我就被分到了铸造大车间，和一帮精壮的男工女工在一起了。
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活不够干还是那边需要人的原因，我没想过这些。反正如果需要一个人离开的话那肯定是我。那几个阿姨都是主任或者师傅们的家属，而小杨是厂长夫人的亲侄子，他是我在这里唯一能说上话的人了。
大车间里的人很多。男工们干翻砂。开炉的时候，每个人端一把很重的铸着长柄的铁舀子，飞跑着把融化了的通红的铁水浇到埋在砂土的模具里。女工们要抢在男工们前面，用铁勾子把一块块压铁从铸好的模具上拿到还没有浇铸的上边去。铁水落到砂土上，腾起一股股白烟，砂土被熥得热乎乎的，象刚炒出来似的。整个车间热气腾腾。男工们都穿着单衣，还是汗流浃背。锅炉在室外，火焰噬人，铁水透着瑰丽的诱人的光泽，象一个戴着美人假面的魔鬼，无情地炙烤着，象在和这些血肉之躯较劲。
大家配合默契，紧张而有序，这是容不得任何人懈怠的活。脚底的鞋子不时会踏上滴落的铁水，吱啦一声，鞋底瞬间就会被烫破一个洞。要是掉在皮肤上，皮肉直接就烫熟了。
这种粗狂和原始的冶炼技术，十八九岁的我竟然能亲历，真是有些莫名其妙。
我不喜欢这些。但我只是麻木地顺从外面这个世界强加给我的一切。并不知道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选择。跟着浇铁水拎压铁并不是让我特别讨厌的活，我喜欢那种紧张节奏下的齐心协力和高效专注。
令我恐惧和讨厌的是在室外跟着熔化铁水的冶炼炉上料。
炼铁炉有四五米高，旁边是一架窄窄的铁梯子，我们用篮子装着废铁，送到炉顶上去。开炉都是在晚上，冬天天空时常会毫无征兆地飘起雪花，冰凉的铁梯子在脚底打滑，拎一筐沉甸甸的废铁往上爬对我来说是很费劲的一件事，我也很怕一不小心从梯子上摔下去。
而别人更担心的是锅炉在连续的高温下是不是会爆炸。
锅炉没爆炸。但是冶炼炉管放铁水的李树林烫伤了。他用很长的勾子捅那些煤块和没正在熔化的铁块，有个工人脚下一滑，几乎把一勺子铁水浇到了他腿上，那儿的皮肤全烫烂了。
我是小毛病，不是烫伤也不是摔倒骨折，是手指出问题了。
起先是右手的两个指头肿了起来，又热又疼。后来一跳一跳地疼，觉都睡不好了。（其实开始吃点消炎药也许就好了。但那时没药也没人懂。）医生是我大姐的叔公公，从新疆部队专业回来的军医。他在我们镇上骨伤科是数一数二的好医生，深得大家的信任。他没给我开口服的药，而是拿药棉消消毒，直接用剪刀剪破皮肤，拿镊子剔除了化脓的坏肉，夹着药棉在伤口处来回很用力地地研磨清洗，洗完后他用一团药布塞进伤口里，再从外面包扎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需要这么用力去刮。我疼得额头出汗，嘴里直冒冷气。
这之后的几天，我每天都得去换一次药。
他把沾着血水的纱布撕开，拽出洞口里的纱布，又照前一天那样蘸着药水在里边旋转着清洗……
“你可能是让铁扎着了，过敏……”他说，可我并没有记得让铁扎伤过。但车间的砂里全是铁屑那是真的。
不“起火”的时候，男工们把铸件从砂里起出来，送到加工车间，我们几个女工就做模具:把粘土倒进模子里，用手一点点压实，再一个个磕出来。
可是我的手不敢干活。右手刚好，左手的小指头又犯了和那两个了同样的毛病。
这次我再也不想去医院了。我烧了一根针，把红肿白头的地方刺破，挤出脓水。慢慢地竟也好了。
整整一个月半，这几个指头才陆陆续续全好了。
我生命里第一次打工生涯总共维持了三个月，却有一半时间在跑医院。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