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些地方民俗文化里，4与7这两个数字不招人待见，有其文化认知的合理性，但有时也体现了认知的僵化与偏狭。
首先，我们来说说这种认知合理性的科学依据。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礼乐文化占有很高的地位，尤其是乐文化，直接关系到下层民众的幸福感，所以在民间也特别受欢迎而易传播。略有音乐知识的人都明白，4与7在音阶中都代表了半个音阶，按中国传统的音乐话语来说，叫“变宫”与“变徵”。正因为是“变”，而非“常”，对于求稳保守的人来说，4与7是难以接受的，因而也是奇怪的，甚至专门用个“奇(ji)”音来口称。更严重的，因为非“常”，普通人心里没底，或缺少把握的能力，易产生恐慌心理，还被视为暗藏风险的，不吉利的。于是，不少地方的民间将4与7的读音与“死"、“去"的读音联想到一起。而中国汉字汉语文化中，音同甚至音近的字，往往意思也是相通的，民间文学中因此出现了谐音双关的表现手法。比如，在常识中，“清"的东西是“轻"的，“浊"的东西是“重"的，“清”与“轻"二字读音相同，其意思也是相通的。“四”在方位上可表示所有的方向，“肆”作为“四"的大写形式，可组词为“肆掠”、“放肆"、“肆无忌惮"之类，将本指多向的“四"，在意涵上延伸为“不受约束"。当然，四、肆或4，因其乐文化中的非“常"指称，在组词过程中也赋予了贬义。
其次，我们来说说这种认知的偏狭性。因其为“奇”，只代表音阶中的半阶，且在所有音阶中属少数派，民间就将4与7视为不吉利的数字，这种固执的认知是脱离了辩证法的。试想，只有五个全阶而缺少两个半阶的乐音，就不可能构成完美的音乐系统。同理，一个星期没有星期四星期日也是违反天道运行常数的。《易经》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要想真正长久不衰，是离不开“变”的。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政治家都不断“变法”，即今天我们所称的“改革”。在音乐系统中，少了“变宫"丶“变徴”的话，就违背了自然节律，4与7代表的“变”，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音乐系统中两个半阶音的功能与五个全阶音的功能同样强大，某种意义上说，以二者敌五者，这二者更为重要。事实上，在人类发展史上，“变法"与“守成”同样重要，尽管“变法"比“守成"占用的时间要短许多。在中国传统七言诗里，第4与第7字也是读音的节点，一般诵读时也要求延长其音，可见其地位重要。而在一星期七天里，一般星期天也作为节点，有特殊意义并受特殊对待。因此，视4与7为不吉利数字，这种认知的偏狭性也是明显的。
再次，我们来说说这种认知的僵化与可笑之处。有人逢4与7便以为不吉利，比如有些地方将楼层中的第四与第七层在数字上略去，如第三层的上一层直接叫第五层，这种做法本身就有掩耳盗铃之嫌，迷信可笑。从科学角度来分析，也大多缺乏理由支撑。如果是通常为六层的低层楼栋，每层高度一样，那么第四层属自然节点，迷信数字的人不喜欢四楼，从心理上还说得过去。如果是高层建筑，一般最下面的一层差不多是其它楼层高度的2倍，且使用性质也不同，这种情况下的所谓四楼与七楼就不处于自然节点了。从高度上说，四楼已相当于五楼;从使用性质上说，四楼相当于三楼。迷信数字的人对此还纠结，不喜欢四楼与七楼，就纯属僵化顽固而心理病态了。
最后，我们来说说这种认知的矫正及其文化上心理上的意义。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没有4与7，既不完美不会长久，所以重科学的近世西方文化里，是不忌讳数字4与7的。在中国传统精英文化里，不但不忌讳数字4与7，还赋予其特殊的地位与重要的使命，将人类行稳致远的一半希望寄托在其上。尤其是讲发展，就要讲“变"，4与7正当其数，承载了君子自强不息的文化意涵，具有阳刚之美，具有超能之真(以少敌多)，具有谦逊之善(以半为形，不自满)。明乎此，当今绝大多数都读过书的国民，还会见到数字4与7，就放大心理阴影面积吗?
少数派，恰同精英派。闻见4与7，就说“事事如意”、“有穿有吃”之类谐音吉利话，固然同样有迷信的一面，但4与7位于关键的或重要的自然节点，愿与之相伴，难道不是有担当的仁人志士的情怀么?执4与7，传承创新发明的精神，引领人类进步，功莫大焉!执4与7，从不自满骄人，德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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