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不近情理的梦

——读张爱玲《封锁》

慢世人

在上海，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封锁是常见的。坐在电车上的人们除了百无聊赖的等待之外，似乎确实没有什么有意义有趣味的事情可做了。总是低头看报，不见得都能够入心的。毕竟身处热闹的人间，能够完全不被外物所扰的人只是少数，何况又是这样拥挤的场所。所以无论是看报、看发票、看章程，还是看门票，不过是眼睛的暂时寄托，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

在这个电车上，吕宗桢为了躲避一个讨厌的亲戚的搭讪，突然冲到吴翠远的隔壁座位上，用将计就计的调情计划吓退了那个表侄。看到表侄远去的背影，他立刻收回了那条刚才“进攻”的手臂，一本正经起来。宗桢的调情似乎也就到此结束了，其实在我看来，真的调情不过才刚刚开始。

询问，介绍，诉说，甚至对亲近的人都不会讲述的话题，吕宗桢愿意喋喋不休地告诉吴翠远。他在翠远这里重新找回了男子的气概与自信；当惯了乖乖女的翠远也在倾听与对话中，强烈地感觉到眼前的宗桢是一个可爱的、“真的人”。在这短暂的无聊的时光中，他们仿佛已经恋爱着了。吕宗桢甚至说出要离婚的话来，还急切地向翠远要电话，仿佛他是多么认真多么深刻地爱着翠远，仿佛他已经决定好了他们要永远在一起。事实上，当封锁开放，电车继续前行时，他并不曾下车，却远远地坐在了原来的位置。

“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这不过是一次逢场作戏，一场不近情理的梦。当电车上“丁玲玲玲玲玲”的声音再度响起，就是梦醒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