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原文：
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胡三省注一：
史记：商帝乙生三子：长曰微子启，次曰中衍，季曰纣。纣之母为后。帝乙欲立启为太子，太史据法争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纣。纣卒以暴虐亡殷国。
胡三省注二：
吴王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馀祭，次曰馀昧，次曰季札。季札贤，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立诸樊。诸樊卒，以授馀祭，欲兄弟以次相传，必致国于季札；季札终让而逃之。其后诸樊之子光与馀昧之子僚争国，至于夫差，吴遂以亡。
商王朝帝王“帝乙”有三个儿子，长子微子启，次子中衍，最小的叫纣。皇帝想立长子启为太子，太史公根据礼法争辩说，“有正妻的儿子，不能立妾的儿子”所以立了纣王。众所周知，最终商王朝在纣王的手中结束。司马光说“如果让微子代替纣王，那么成汤开创的商王朝就能想苍天一样亘古永存了。”
另外一个类似的故事，吴王寿梦有四个儿子，长子诸樊，次子馀祭，三子馀昧，四子季札。季札贤能，寿梦打算立他作储君，季札避让不同意，就立了诸樊。三个兄长重视爱护季札的才德，都想让他做国君。打算兄弟间把王位依次相传，一定能传递王位给季札。最终季札避让而逃开，诸樊的儿子光（吴王阖闾）和馀昧的儿子僚争国位，诸樊系的胜出，当国家传到了光的儿子吴王夫差时，吴国灭。司马光所以说“如果让季札做国君，那么吴国开国君主太伯就可以一直享有子孙的祭祀了。”
司马光认为，微子、季扎二人宁愿国家灭亡也不上位作国君，实在是因为“礼之大节”不能乱掉啊。司马光描述的礼之大节，是君臣的位置身份。当时名义上还处于周王朝统治下，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微子和季札都非嫡长子，不是继承国君的人，因此在周礼下注定是臣的身份。
立谁做继承人，是一个很庞大复杂的命题。微子是否比纣王贤能不得而知，胜利者书写的历史里是纣王残暴无道。可慈不掌兵，何况一国之君，任何一位君主都血腥暴力的一面。
季札贤能，兄弟都推举他，但季札还是避让王位。《史记》记载季札推辞时说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有类似的先例，郑国公子臧也让王位给曹成公。继承人问题在当时并非个例，说明周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已经不适合当时的社会环境，而且一些国家还做出了改革与变法。比如吴国国君之位在兄弟之间依次传递，虽说最终没有把王位传递给季札，但长子诸樊的儿子还在时，就传递王位给诸樊的兄弟，就是对嫡长子继承制度的一种打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正常的自然规律会淘汰很多东西，旧的规矩已经不适合当下，被历史变成翻过的一页会是一种必然。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从不停息。从宏观上看，因循守旧会被车轮碾压在背后的尘埃里。
除了嫡长子继承制之外，王朝的毁灭是由多方面的原因综合在一起导致的。既不可能简单的是苏妲己美色误国，也不会因为单单一个纣王。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中，每一个朝代的末代国君治国都会有一堆的天怒人怨的缺点。虽然国君难责其咎，但一个王朝的灭亡，或是内忧或是外患，是原本流转的一个系统烂掉了，一群人不行了。况且在中央集权微弱的商王朝，单单的一个人不至于亡国，哪怕是国君。但总应有人要站出来对亡国负责，那作为国君的商纣王就更加难责其咎了。
回归到《资治通鉴》里，司马光认为，微子、季扎二人宁愿国家灭亡也不上位作国君，实在是因为“礼之大节”不能乱掉啊。但立纣王和诸樊做太子时，国家尚未到生死存亡的关头，何来“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
把王朝的灭亡归咎到没有立微子为太子，没有让季札继承王位。这两个假设就像一个人身体虚弱，受了风寒着凉而生病，就假设“他要是呆在暖和的地方，就可以一直身体健康了”。人生病是多方面的原因，王朝的灭亡也是多方面的原因。立错太子就亡国，在逻辑上明显是倒果为因。《资治通鉴》是很棒的作品，但这里的逻辑论证看起来不免太辣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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