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发伯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去世的。
原因是香港为了防止大陆的病毒传过去，封关了。正好那一天，立发伯心脏病发，要从博罗回香港医院救治，因为可通行的关口太少造成堵塞，没得到及时治疗的立发伯就这样在路上病故了。
即使他的儿子已经快马加鞭地从香港驾着奔驰车来接他，还是没能及时将他送往香港的医院，毕竟当时的关口有太多车要出入了，而留下可通行的关口又太少。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中不免惆怅，我竟没能请他吃一顿饭，或者给他一件什么礼物，他就这么永远离去了。给我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们是同村的，我老家的房子和他在老家的房子只隔着两家人，按理我们应该很熟悉，但是我们中间又总好像隔着什么。
隔着什么呢？我说不出来。他和我一样的姓，几代之前还是同一祖宗，所以按辈分我喊他伯伯。从这点来说，多少应该算上是本家人吧。
于是在香港回归的前一年，我去香港探亲时，特意到他的办公室去找他。他的办公室在葵兴，那儿曾经是他的厂房，后来厂房搬回博罗来了，葵兴那50多平方狭小的空间就成了办公室。
葵兴是香港的工业区，70年代的时候，曾经是工厂集中地，后来厂房逐渐搬回大陆，这里就成了工业办公区。
立发伯带我参观了他的办公室，外间有三张文员办公桌，里间是他的个人办公地，刚好放得下一张大班桌及两张接待椅。
“我们厂生产的帽子主要是出口欧美的，这个办公室的功能是为了接单，生产功能已经放在博罗厂区了。”他给我介绍着，语速快而且清晰，言行举止中透着干练和果断。
参观完毕，他特意请我到楼下的西餐厅吃一盘雪糕。他说：“后生女，不要怕肥，吃呀！”在我看来他很亲切，毫无大老板的架子。
“你们这里的地方真贵，这么小的办公室就要上千万。”我感叹道，“才五十多个平方啊！”
“所以我才把厂房搬到大陆去。我在大陆的厂房才投资了一千多万，整整有二十万平方米。节省了多少成本啊！”立发伯是个精明的服装制造商，是成本问题逼着他回老家投资的。
1996年那时，博罗政府拼命招商引资，唯恐港商不肯来建厂。但立发伯并不是被召唤来的，他回来建厂是因为博罗的土地非常便宜，利于他赚钱。
在村中就听说立发伯当年逃港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他成分是地主，他的爸爸被斗得很惨，为了逃避，他才被迫离开的。
“阿伯。你当年离开村是因为你爸爸是地主吗？”我作为一个文革后才董事的人，对那段历史总是弄不明白。加上我的爷爷是贫农，我怕我的前辈是不是斗过人家，心里总有些不安。
立发伯被我这么一问，他的表情瞬间变得难看起来。搞得我都后悔问这个问题。但他毕竟是个实业家，很快就控制好情绪，继续跟我说：“是啊！那些人很狠，我怕了。”
听说他爸爸是被斗死的，真实的说就是被打死的。我每每想到这，就会倒吸一口冷气，是谁打的呢？我这么一个年轻女孩来揭那个伤疤，会不会引起他的愤怒，从而对我生气？到现在，我都还在为自己问了那句话而感到不安。然而那是避不开的话题，如果我们有家仇，我又怎能安心吃他的雪糕？
立明伯明察秋毫，他望望我，神情变得和蔼：“你的阿婆对我很好，我记得她很关照我们家，她的心地很善良。”听到这，我才舒了口气。好在祖先积德啊！我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当时在大陆根本吃不上这么甜软香滑的雪糕，那次的雪糕让我铭记终身。
“后生女，不要呆在大陆了，想办法来香港吧。要不是为了赚钱，我才不愿回去。”立发伯深有感触地说，“从大陆那边回来，过了关口，感觉连呼吸都特别舒畅！那边环境又脏又乱，人也不文明！”
对立发伯的嫌弃，我感到不好意思。当年他说的是事实，我无可辨驳。当时我也很羡慕香港，但是我没条件申请去香港，只能留在大陆发展。
后来，我凭借学历的提升到了惠州市区工作，离老家远了，和他见面的机会就极少，只是在清明祭祖的时候远远望见过他而已。
后来，他在老家建了一栋别墅，大部分时间都在大陆这边住。也许是因为落叶归根的思想，也许是因为住得比香港宽敞，也许他也感到大陆这边没那么脏乱了。
可是好景不长，因为医疗的不统一，因为有一个关卡的隔阂，竟使他命丧路途！
香港和大陆之间的这道关卡，要来做什么呢？我现在很反感这道关卡，它隔离着我们两地的骨肉亲情！使意图两地融合的立发伯因此而送命。
我曾试图走近香港，立发伯也对大陆越来越有好感，但我们还是没有完全消除隔阂，是不是因为那道拦着的关卡呢？
立发伯再也看不见以后香港和大陆的发展了，他在博罗老家的别墅却仍然矗立在那里。好像在告诉我，他热爱我们共同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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