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企业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医药企业需要盈利，需要创新获得利润，另外一方面医药企业也肩负着民生，国家不可能看到患者无药可医导致民生困难，所以从医药企业中衍生出来仿制药和创新药两个大类产品，仿制药兼顾民生，让绝大多数患者有基础的用药，治疗疾病，延长生命。创新药是企业的主要利润来源，主要给一些经济实力好的，更乐意使用更好疗效的患者使用，如果是扩时代创新的产品，那就会兼顾责任和利润两者。当前国家也给与仿制药和创新药不同的政策，从生物医药行业是科创板五大行业之一的角度看，国家是希望鼓励整个生物医药行业的创新和发展，这样的政策体现在整个行业上，会加速创新，它对整个医药行业是正面的。这一类生物制药公司上市也会对研发型的企业是一个鼓励。也有一些研发型的企业没有上市被并购的案例出现，整个生物医药创新的氛围也会越来越好。
仿制药部分现在看降价是长期的趋势，从2011年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医保控费的情况，从2011年开始各省招标议价，企业的仿制药价格就开始每年10%左右的下滑，这样持续到了2018年开始做一致性评价，医保局成立之后就出现了带量采购这样的政策，仿制药价格就迅速降低到地板上，很多企业贴着生产成本销售。现在的政策对应创新药是支持，仿制药是打压，医药行业事关生老病死与国计民生，既要兼顾效率，也需要注重公平。在九十年代，全世界60%的创新药诞生于欧洲，40%在美国。但是到了2000年之后，80%的创新药诞生在美国，欧洲跟美国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情况，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就是整个医药政策的变化。欧洲奉行福利资本主义制度，药价尽可能压的越低越好，在这个过程里会强制使用非专利药物，导致医药公司做研发的动力越来越差，不太愿意去做创新型药物的研发，而美国医药行业是一个相对比较市场化的典范。美国医药行业政策对于整个创新药物给予比较高的溢价，在专利保护期内可以尽可能的卖的贵，但是在专利保护到期之后，如果有仿制药，美国的医保机构也立刻会把仿制药纳入名单之内，而仿制药企业比创新药在专利到期之前降价幅度更大，降百分之七八十也非常常见。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既是鼓励的企业的效率，也兼顾了公平，让绝大多数人能够用得起药。
2016年以后，我国无论是医药方面的监管政策，还是整个新药的申报审批流程，都是向美国学习的。所以我们相信一方面降价是大趋势，但这降价肯定是针对仿制药的，另一方面政策鼓励向创新的方向走。如果最后的结果参考美国，从处方量占比来看，美国的仿制药处方量占比八成，专利药只占两成，从销售额占比来看，专利药能占八成，仿制药只占两成，所以我们医保最终改革的结果也是想兼顾效率和公平。现在的带量采购这些政策都是针对仿制药领域，尽可能让价格回到正常水平，让大多数人都用得起药，减少医保压力，同时鼓励研发创新。
由于整个政策大方向在过去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单纯的仿制药企就没有什么投资价值，企业必须要快速转型到创新药上来。有重磅创新品种储备，正在申报创新产品或者是即将获批的企业，个人认为其未来市场潜力会非常大，甚至国家政策导向上看也是希望能够把仿制药挤压出来的支付能力，置换给有创新能力的创新药上来，最后实现创新药和仿制药对医保消耗的8：2原则。
2019年年底集采扩面，因为都是第一批集采产品，价格可能还会有小幅下滑，2018年4+7集采降价不多的还要继续降价。也看过评的企业数量，2020年上半年第二轮新品种的集采也即将开始，超过3家一致性评价的产品降价幅度可能会超过60%，低于3家的可能会少于50%，降价幅度一次性降到位的可能性也很大，如果是3年合同，企业知道一旦中标这个产品的格局基本确定，未来集采会常态化，绝大部分大品种仿制药品种都会降低到微利的价格。
大部分靠仿制药的企业好日子肯定是一去不复返了，仿制药部分形成很多品种储备，在规模上、成本上、生产上有优势的企业会好一些。新环境下仿制药企业的成本优势会很重要，有原料药的，原料制剂一体化的，还会有一些利润，另外一些难仿药（生物类似药），没有进入医保的自费仿制药等也会应该一些机会。
药企对于任何国家都有两个责任，这两个责任就是通过仿制药和创新药来划分，仿制药受惠患者大众，这部分说是化工厂也不会有太大的贬义。创新药则偏重于研发，通过专利保护和上市周期等方面获取利润，未来想赚钱就要做创新药，这个转型是必须做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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