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永刚
每次回到家乡，或多或少都会有点触动。这几年一直在外求学，也只有逢年过节回家看看。然而处于河西走廊这个西北偏北的乡村小镇，每年都有新的变化和景象。虽然，现在人们整体的经济收入不断提高，文化生活日渐丰富，但是也有一些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的带有时代印记的变迁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
过去，农民把田地看得特别重，为了争一块肥田，甚至农忙时节为了争到水灌溉，邻里之间有可能发生纠纷。如今，很多人们，尤其是80/90后的新一批年轻人，大多选择进城务工、讨生活，逃离世代所在的乡村，蜕变为一个准城里人，导致些许田地无人耕种，任其抛荒。乡间小道，如今久无人迹，荆棘纵横。
与此相应的是，村里的耕牛越来越少了。十多年前，村里几乎还是家家养牛，如今十来户人家可能才养一头牛。
村里的人越来越少了，年轻人如此，老年人更是如此。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村民，开始到城里去买房定居。村里已经有少一半人家在城里买房。城市与空间在某种意义上的正义形态的“生态平衡”正在逐渐被打破与倾斜。而这种“空间正义”从原来的依稀模糊逐渐映入公众眼帘。
空间正义是对社会空间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平等性则和差异性的生成与运动是不断推动社社会空间和谐发展。平等是政治哲学最基本的范畴，也是空间正义的首要价值诉求。马克思从政治、经济、人权等角度对平等范畴做了如下解释：“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罗尔斯之后，政治哲学研究不能绕过的问题就是从哪个层面上讨论正义问题——是作为制度（社会结构）的正义？还是作为价值的正义？空间正义同样如此。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间的，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城市治理的实质就是一种空间资源的生产与分配，政府正通过对各种形式空间的“生产”（规模扩张）与“再生产”（改造更新）来重构着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也就为城市空间正义的学术出场预留了伏笔。
北京是中国最吸引人的城市之一，大量年轻人来到这个梦幻城市追随他们的梦想。随着改革逐渐打破城乡二元体系，城里人和农村人之间的界限也开始瓦解。如果说，资本逐利的选择性投入是空间生产经济治理结构非正义性的基础，那么，经由权力外化为制度安排的规则化渗透，则进一步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中，空间非正义性社会关系结构的生产进程。
事实上，无论是资源配置还是社会空间的治理，都可能由于政策和制度的设计缺陷和“整体利益优先”的原则，造成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侵害。那么，如果确实不能避免对弱势群体造成的空间剥夺和排斥，就应该制定社会福利制度做出合理的补偿，维护弱势群体的空间生存和发展权益。城市化是一个从“业”到“居”再到“人”的渐次化过程，对城郊地区的开发，造成了一种结果就是“赶农民上楼”，很多“农民上楼”之后，虽然实现了“居”的城市化，但也丧失了原先赖以生存的手段和方式，很多失地农民由于相关技能的缺失，无法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造成了“再就业”难题。针对居高不下的房价，老百姓买不起房，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等住房保障政策，都可归入补偿的价值取向。
“精英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空间，构成了象征隔绝的社区，躲藏在地方价格的物质障碍之后……他们有意或无意对外围成员封锁发展机会，来尽力维护和发展他们的现有的生活方式，形成空间的排斥性壁垒。”（[14]李志刚.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倡导还是控制[J].城市规划学刊，2004，（6））。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空间谱系学表明，权力就是借助城市空间及其建筑的布局来发挥作用的。整个街道被隔离成一个孤立的空间，让人固定下来，静止而不能移动。城市物化为一种非人格化的管制机器，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隔绝。卡斯特同样认为，“社会空间隔离的情形包括位居不同地方的区位以及只开放给精英的空间之安全控制，从文化的顶峰及其文化中心起始，组织了一系列象征性社会空间层级，而在一个隔离空间的层级性转移过程里，底层的管理者可以构成次级的空间社区，也将他们与其他人隔绝开来，以便模仿权力的象征并挪用这些象征，而这一切共同营造了社会空间的片段化”（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市民无从得知他们的生活环境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以及这样的改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当然更谈不上去评价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地拒绝不合理的改变。”（[钱欣.浅谈城市更新中的公众参与问题[J].城市问题，2001，（2））
如同在“资本一制度安排”的经济政治运行中实现空间的生产一样，被生产出来的空间，作为一种既定的社会关系，也必然制约着“资本一制度安排”的再生产。因而，社区空间治理结构的逻辑生成，与空间正义形成中“资本一制度安排”的再分配与差异化再造密不可分。
村镇化的发展，是城市社区与城乡社区构建优势互补、各美其美的空间正义格局所必须。如同恩格斯所说，“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是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工农业分离形成城乡对立的格局;但当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就要将“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失”。
避免空间剥夺、空间边缘化，在空间生产过程中关注弱势群体和贫困阶层的利益，保证其空间话语权。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结构—功能”的科学演变，通过优化配置和有效管理影响乡村发展的物质和非物质要素，创新乡村地域经济形态、空间格局，科学应对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对乡村发展带来的挑战，也许是不得不思考的系统问题中的几个维度了。
2018.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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