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的故事》，所有母女的故事

入了一个读书小组，推荐的第一本书是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的《一个女人的故事》，不到4万字，一个多小时就读完了。

这是一次开盲盒式的阅读体验，我事先并不知道背景信息，开始只觉得文字细腻，真实，接收到的信息就是平时在电影里很少看到的一面：贫穷的家庭，非布尔乔亚的生活，与我之前对法国女人的刻板印象大相径庭，或者说，跌进了雨果笔下《悲惨世界》女工家庭生活的现代版。

而母女之间相爱相杀的关系，真是中外无不同啊。

比如这句：

“我们之间又开始使用特殊的语气说话了，那种永远的恼怒和不满的语气。不知情的人会错误地认为我们是在争吵。在世界上的任何语言中，我都能辨认出母女之间的这种说话语气。”

这是第一个小时的阅读感想。

再往下读，就不一样了，渐渐发现到作者那种静水流深的老辣，兼之一种挥之不去的从少女到妇人的倔强合体。

简单说，这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关于作者母亲的记忆。

小说的第一段，特别像在致敬她的前辈加缪：

“我的母亲死了，于4月7日星期一，在蓬图瓦兹（Pontoise）医院的老年病房。我是在两年前把她送到那里的。护士在电话里说：“您的母亲在今天早餐后离世了。”根据护士的推测，大概是在早上十点钟。”

她的母亲出生在诺曼底小镇的贫家，穷人家的父母不怎么重视教育，孩童时生活得像狗一样卑贱。

但是她通过婚姻第一次改变命运，她嫁给了一个工人，高大英俊，老实本份。

年轻时的母亲充满活力，在工厂附近开了一家兼具超市功能的咖啡馆，她严守待客之道，经营有方，家境很快变得比普通工人富裕，因为热情好客，她还交了很多朋友。

女儿的优秀给了她更多“向上”的想象空间，她开始提升自己的阅读品味，“控制着自己，修剪自己身上粗鲁的一面”，甚至，她很自豪地终于在晚年学到了她那一代的资产阶级太太们在年轻时所接受的知识——大约就是那种我从前对于优雅的法国老太太的印象。

女儿去英国求学，回来当上教师，成为作家，嫁给知识分子，彻底地实现了“阶层跃迁”，在母亲，在女儿，这些都既有外在的荣光，也有内里的荆棘。

谁还不是在原生家庭的阴影下挣扎呢？

但是作者略过了这一部分的表述，或者说把这些藏在了冰山底下。

“我按照母亲的愿望进入了这个掌握语言与思想的世界，我必须将她的故事写出来，为的是让我在这个世界里不觉得太孤单和虚假。”

她的写作，是为了把自己从丧母的痛苦与空洞中拯救出来。

而且，她发现自己也在往那个空洞中去。

母亲在世的最后两年，罹患了阿兹海默症。

青春的活力与靓丽像延时拍摄的花朵，刚刚绽放就迅速凋萎。

母亲绽放出来的那些迎着阳光优雅迅速地被阴影笼罩。

“她不在乎，不再去费力寻找任何东西。她也记不得她拥有过什么东西，她什么也没有了。”

漂亮的裙子，文艺的读物，咖啡馆的老顾客，女儿，外孙，曾经的家。

“现在我写我的母亲，就像该轮到我重新让母亲出生。”

没有人能抵御这样的句子。它让我想起我父亲去世后，我抱着他的骨灰盒，那一刻，仿佛他回归成婴儿，轮到我来把他抱在怀里。

“我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是她，以及她的语言、她的双手、她的姿势，她走路和微笑的习惯，把现在我所是的妇女和曾经我所是的女孩联系起来。我失去了与我所来自的世界的最后一根纽带。”

这可能是这本小小的书里最煽情的文字了。

文学批评界的有些人，认为她过于沉湎于普通人的生活。可安妮·埃尔诺则认为，为生活在平凡中的人们诠释真实才是艺术的最高命题。多年来，作者一直坚守着平民的立场和视角，通过书写那些类似超市、公交车、堕胎等这些被文学嗤之以鼻的“微不足道”的物和“凡人琐事”来颠覆文学和社会固有的等级，“我背叛了传统的文学创作，即我在大学所学习过的那些创作规则”。

她坚守着她所从来的那个阶层，也就是她所从来的母亲吧。

2022年10月6日，瑞典学院将202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获奖评语是埃尔诺“以勇气和临床医生般的敏锐揭示出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她“始终如一地从不同角度审视在性别、语言和阶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生活”。

因为她简洁清淡的文字，“一个女人的故事”成为所有女人的故事，所有母女的故事，所有女人最终的宿命，所有人的故事。

也因为她简洁清淡的文字，她母亲八十岁的生命在不到4万字的篇幅里被讲述完毕，如同摇尽了树叶的冬天的树，只剩下冷峻的骨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