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一幅世界地图摊在面前时》一文中提到的亚洲相当单薄，如果结合以往我在阅读中撷取到各种点滴，或许能让这一块古老大地稍微丰满一些。尽管都来自个人的偏见。
想象亚洲是一块怎样的土地呢？亚洲的广袤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观念。
在中国先秦的文字记述中，我们常见“百里之国”、“千里之国”这样的赞誉之词，但几乎没有看到“万里之国”这样的说法。即便那时的距离计量单位与现在的计量有所相差的话，但由千到万，依然是一个难以跨越的层级。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去认识，在先秦之前，超过万里之遥的距离已经越过了想象的边界。或者说，“万里之遥”这个词已是极限了。
不过在李济先生撰写的《安阳》一书中，记录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李济先生参与的安阳殷墟甲骨考古挖掘中，曾挖出来一件深埋地下的巨大鲸鱼肩胛骨。那么，这根鲸鱼骨是怎么出现在这里呢？从中原腹地安阳到东方大海的直线距离超过2000公里。从另一个方面看，这根鲸鱼肩胛骨与其他殷商时代的遗留放在一起，那是不是能证明，这根鲸鱼骨对于殷商人来说，是一件相当重要的物品。这件鲸鱼骨是属于战利品，抑或是属于礼物或是贡品，现在无从得知。但是，单凭这根鲸鱼骨，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在殷商时代有一些人，知道更远的地方是大海。由此想象和猜测，处于亚洲内陆腹地的殷商，吸引着听说过它的人从四面八方，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来亲眼目睹它的繁华。正如“商”这个名字所显示的，商意味着交易和流通。在山林时代，一群居于海边的部族抬着一根鲸鱼骨，自东向西出发，不知走了多久来到商都安阳交易，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尽管这根鲸鱼骨是近代才出现的物证，但由此产生的联想是，在遥远的殷商时代，还是有人会给中原的人带来有关海洋的消息。只是彼时无暇顾及。李济先生在《安阳》一书中也未交代这根鲸鱼骨的下落。
司马迁在《史记》中用了一句著名的话对先秦时代的兴亡成败做了总结------“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在历史与地理互相拓展的观念中，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的发展逐步收缩在西北与东南的相向之间，这一观点同样限制了后人的想象，后续的王朝兴替绵绵而来，这一观念也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其原因就在于大家认识到“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地势的高低是天然设定。居高临下，无往不利。
到了西汉一代，反其道而行之，积极向西北用力和用功。博望侯张骞是走得最远的那个人。但在有关张骞的记述中，很少提及张骞是怎么解决语言互通这一问题的。张骞首次出使西域是从陇西出发，即今天的临洮。在他的身边有一个胡人----堂邑氏的家奴堂邑父自愿充当他的向导和翻译。堂邑父为胡人，本名甘父，原在战争中被俘，后加入汉军。张骞第一次去西域出发时有100余人跟随，历时13年，归来时仅有张骞和堂邑父两人。汉武帝封堂邑父为“奉使君”。我觉得在张骞的故事中，应该有两个人做主角，而不是只有一个。
汉时将现今的帕米尔高原称之为“葱岭”。我不太明白何以“葱”名之。直到我看到一张野葱花漫山遍野开满帕米尔高原的图片时。原来葱岭上真的长有野葱。“葱岭”不是随意起的地名。照此推测，张骞穿越帕米尔高原时应该是行进在海拔4000米雪线以下的位置。
隋大业三年，小野妹子代表倭王多利思比孤向隋炀帝递交国书以表明日本的独立国地位，其中有著名语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沒处天子无恙”。此书信中自称“天子”，与中国传统的“天无二日”相悖，隋炀帝怒。其后由裴世清带去日本的隋炀帝国书中第一句就是“皇帝问倭王”。但从地理的角度来看，日本的确是亚洲最先看到日出的地区，这由地球自转决定。
唐玄奘在印度、西域游历了十七年之久。其中包括西域、南印度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对于西域，我们可以说张骞完成了路线勘察，而唐玄奘完成了详细考察。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大唐西域记》是非常重要的一部“朝外看”的著作。自从汉代“白马西来”之后，到了唐玄奘，这匹马才真正在中国驰骋开来。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唐诗之所以能成为唐代的标志，与语言的丰富不无关系。而唐玄奘的努力，不仅是佛教史上的，他西去取回来的经文极大得丰富和充实了当时的汉语。说到底，唐诗的绚丽是语言文字交织碰撞之后的景象。是一种想象力激发了另一种想象力的结果。
《大唐西域记》不但对中国历史相当的重要，它对于印度的历史更加重要。正如印度历史学家阿里教授所言：“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完全不可能的。”唐玄奘当年见到的巴米扬大佛比我们现在知道要壮观许多。在《大唐西域记》中我们得知，他当时作为游客抬头望见时亦心潮澎湃。在一千多年以后，罗瑞·斯图尔特作为一位徒步旅行者重临此地，他在《寻路阿富汗》一书中对这条无数人走过的路有这样的评价：”一根细细的蚕丝走这条路时只有用几十年的时间，而佛教自西向东走过这条路时差不多用了一千年的时间。”
唐玄奘走那条路时，差不多可能是已经过去的一千年中最好的岁月。我们无法想象巴米扬大佛到底目睹了多少人要么朝西去，要么朝东走。《大唐西域记》用具体的行动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有崇山峻岭阻隔，但向西而去是可能，而且那里也很广袤。
在蒙元时代，我注意到成吉思汗麾下的一员大将：速不台。从有限的资料记述来看，这个人一生都处于四处征战的生涯中。跟随成吉思汗征金和西征，他都是主力。其人征战所及的地域东至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西达欧洲的波兰、匈牙利等，北到西伯利亚，南抵中国开封，不夸张的讲，速不台可以算做古代世界征战范围最广的将领。如果不是窝阔台的去世，想必速不台还会站在欧洲维也纳的城下。按照《蒙古秘史》的记录，速不台终老草原，他在那里出生和长大，也最终活着回到草原腹地。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行走和战斗中。
蒙元帝国的历史还要放置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去看。到了忽必烈时代，有一个亚洲人，从草原出发，抵达了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带-----罗马。尽管在历史的记载中，这些来自东方的人往往形单影只，但他们出现了。几乎与此同时，马可波罗也从威尼斯历经千辛万苦走到了开满金莲花的金莲川，遥远的东方再也不是传说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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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辽阔！《短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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