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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网上有个讨论，是关于领导价值的。有一个部门经理，部门从来不加班，团队也是一团和气。经理很清闲，公司也觉得他没有任何业绩，就把他换掉了。
公司派了另一个人来，没过多久，部门就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各种投诉也来了。经理带领大家加班加点，忙得四脚朝天。有些难题自己解决不了，大领导也被带了进来。
这样拼了一个多月，问题终于解决了。公司摆酒庆功，团队人员互相拥抱，气氛让人感动。老板说，多亏了新来的经理。
那么问题来了，这两个经理哪一个更有价值？大家讨论的结果是，这个要看大老板的领导水平处在哪个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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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领导艺术，《韩诗外传》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鲁国的单父县县令空缺。国君求教于孔子，孔子就推荐了他的学生巫马期。
巫马期到了任上，披星戴月，废寝忘食。一年之后，单父县被治理得井井有条。可是，巫马期自己却因为劳累过度，病倒了。
孔子又派他的学生宓子贱来。宓子贱的作风完全不一样，他在县衙后院，修筑了一个琴台，每天弹琴鼓瑟，卡拉ok一唱一天。一年下来，单父县同样被治理得风调雨顺。
巫马期身体好点了，就跑来和宓子贱交流工作心得。看到宓子贱悠哉悠哉，他很是困惑。
宓子贱说，我和你的工作方法不一样。你是靠自己的努力，可是事业越做越大，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你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把事情做完做好。
我呢，调动合适的人，做合适的工作。事业越大，可调配的人和资源也就越多，我的工作也就会越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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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大体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报时型的，一种是造钟型的。
有的老板就像公司里唯一的钟，只有他知道时间，每个人都跑来问他几点了。
他们或主动或被动，造成一种“没有我玩不转”的情势。公司的大事小情，都在他的脑子里。他大多时候胸有成竹，指挥若定，有时候忙前跑后，着急上火。一旦他离开了，人们就会无所适从，失去了主心骨。
典型的如诸葛亮，从公司的战略制订，战场上的运筹帷幄，到有人触犯了军纪，打20板子还是30板子，都要由他来做决策。他不在了，公司的估值立刻大幅缩水。
造钟型的领导也报时，不过他的主要精力是造钟。这样，不管他在不在，别人都知道几点了。造钟型的领导不想做万众瞩目的英雄，不喜欢舍我其谁的姿态。他们审时度势，创设制度，扶植新人，不打算为了事业鞠躬尽瘁。
典型的如王石，把公司扔给年轻人，自己去登山、赛艇，到剑桥读书，甚至弄点花边新闻出来。他不在了，公司照常运转，不影响万科这艘航母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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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把君主分为四类，“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最好的君主，百姓甚至不知道有他这一号；次一等的，人们亲近他，称赞他；再次一等的，人们畏惧他；更次的，人们鄙视他。
在老子看来，在报时型和造钟型的领导之上，还有一种员工“不知有之”的领导。公司运行流畅，一派红火，但很少有人知道老板到底干了点啥。似乎公司的兴旺，纯粹是运气使然，和老板没有半毛钱关系。
北宋仁宗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
单以人才论，这一时期的名臣就有范仲淹、欧阳修、富弼、文彦博、包拯、司马光、晏殊、韩琦、狄青；文艺方面，“唐宋八大家”，除了唐的韩愈、柳宗元，其他6位都出自这一时期，婉约词派的高峰柳永也生活在仁宗朝；科技方面，有活字印刷术，有科技大家沈括，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
按理说，这样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应该有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吧？
没有。仁宗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基本不在一个层次。至于治国方略、选贤任能，似乎也都乏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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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仁宗这个皇帝当得很“窝囊”。
一次暮春时节，仁宗在御花园散步。身边的人发现仁宗频频回头探望，却又什么也不说，弄不清什么意思。回到宫里，仁宋急匆匆地对宫女说：“渴死我了，快帮我倒碗水来。”
宫女很奇怪：“陛下为何不在外面喝水，而忍渴这么久呢？”仁宗边喝边说：“我回头找了多次，没见掌管茶水的当值侍吏，又不方便询问。因为如果我一问，侍吏必然受到责罚，所以我才忍到现在。”
包拯当监察御史和谏官，屡屡犯颜直谏。有时候，唾沫星子都溅到了仁宗脸上。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耐心听他嚷嚷。唐太宗号称虚心纳谏，还免不了背后发狠，要杀了魏徵这个乡巴佬，而历史上却没有任何关于宋仁宗生气恼火的记载。
就是这样一个在朝臣面前灰头土脸的皇帝，死的时候，“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这样一个文艺鼎盛、百姓乐足的盛世，和仁宗的领导有没有关系呢？
上古时期，流传着一首《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太阳升起时，我起床劳作；
太阳落下时，我回家睡觉。
我自己凿井取水，种田吃饭。
帝尧做了点啥，有我有什么关系呢？
话说的不错，可是真的没有关系吗？你问问路边的小贩，当城管突然冒出来的时候，他们是啥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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