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莱特

（2013.9.25 原载于《读者·原创版》2013年第11期）

已经能明显感觉到飞机在降落了。我照着空姐的指示，椅背调直，小桌板收起，遮光板打开。先是一片海，地中海，它的蓝填满飞机椭圆形的窗户，这窗户便成了一枚巨大的海蓝色戒面。狭长海滩上的建筑由小变大，港口密密麻麻停着足有上百只小艇，清一色的纯白，倏忽一下掠过去了……

我就是这样和法国的蒙彼利埃见面的。

两天之后，我见到了寄宿家庭的女主人柯莱特。开车回去的路上，她耐心地纠正我的每一个语法错误，不管多么细小——量词，数词，动词变化。实在无法交流的时候，她用带着浓厚法国口音的英语一字一顿地解释，我则如鱼得水，长舒一口气。小巧的标致车在蒙彼利埃狭窄幽曲的巷道里穿行，我早已放弃顺便认路的打算。大约半小时后，车停在一处院落门口，路旁停靠的一辆车下面，一只野猫的眸子在将落未落的暮色里投来浅浅的、绿莹莹的光。铁门打开，遍地的碎石子踩在脚下，发出密集的、树叶窸窣般的声响。漆成淡蓝色的木门上挂着一个牌子，我用了几秒钟拼出来，“欢迎!” 这是我接下来五个月的时间里要称作家的地方。

我与柯莱特和她的朋友克里斯托弗（他们没有结婚）住在一起。根据学校要求，寄宿家庭负责学生的晚饭，所以我有机会品尝到普通法国家庭的日常饮食。即便没有法国餐馆里近乎卖弄的夸张，柯莱特对晚餐，即正餐也有着明确的规矩。盘碟刀叉的摆放，杯子的选取，以及正式开饭前的那一声“Bon Appétit!” (“祝你有个好胃口!”)都是我需要学习的东西。我发现柯莱特吃得很少，连每天在外奔波九个小时的克里斯托弗也是。而大多数情况下桌上也只有一道主菜，肉不能说少得可怜也的确少得令人轻轻皱眉，这一点和我道听途说来的法国人餐桌上的富丽不同。另一个让人沮丧的发现是，晚饭通常要8点半甚至8点半才做好。

柯莱特49岁，算是自由职业者，经营自己的网站，做室内装潢设计，经常需要去外面找活，见客户，在经济不景气的年头就有些费劲。她像我见到的大多数法国女孩和女人一样，烟不离手，哪个点钟都是一副烟雾缭绕的样子。眼睛像是被烟熏惯了，时常半眯着，越显出眼角的纹路和年深日久的眼袋。她经常和我提起生意的艰辛，我注意到她夹着香烟的右手在微微抖动，燃着的烟头上间或坠下细碎灰白的烟灰。谈及生活的不易，她脸上倒经常是带着微笑。这是一种让我困惑的微笑。我很难说服自己相信这微笑是那种处于困境者因为内心的希望和乐观而外化的笑，我更觉得这笑容里带着恐惧。笑容应该像一颗石子，能把一张静如水面的脸庞整个儿激活唤醒的。柯莱特的笑，如果非要找个比喻的话，像吸尘器，两边嘴角扬起，颧骨上的肉抬高少许，脸上露出空洞无助的神色，笑容把生气和精神吸了个干净。这样的谈话经常以她极缓慢地吐出一口烟而结束。她还告诉我要是学校没有每周给她作为寄宿家庭的补贴，她真得考虑去找一份朝九晚五的安稳工作了。

她与前夫有两个儿子，与我年纪相仿。大儿子马克西姆在外地一家运动用品店上班，不常回来，小儿子尤里斯因为有听说障碍，暂时留在蒙市。不久前尤里斯过了22岁生日，而他到目前，因为沟通困难，也没能找到工作，仍然依靠柯莱特和前夫的供养。柯莱特时常督促他要多出去，多认识些人，好弥补自己的劣势。尤里斯有些固执，使得这种善意的督促每每激化升温，变成母子两人的争吵，柯莱特的手语和尤里斯含混的发音搅在一起，最后总是以母亲的眼泪收尾。尤里斯骑着摩托车，气呼呼地返回自己的公寓，柯莱特望着满桌子杯盘狼藉和坐在一旁不知所措的我，脸上慢慢浮出那空洞的笑容。我说了些安慰的话便不知该做什么，她关上灯点了烟，一个人坐在客厅，屋内飘荡起蓝色的烟雾。

我无法否认自初中以来自己的性格越发变得孤僻。我还没有到患上人群恐惧症的地步，但我总是倾向与一个人做事——独自旅游，独自看电影，闲来无事更喜欢去图书馆借一本小说而不是叫上朋友去街上瞎逛。柯莱特似乎对我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以为然。她经常像劝尤里斯那样劝我多去参加同学的聚会，不要每天一放学就回家。我理解她的好意，于是逆着自己的性子去过几次派对。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我烦透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比和一群自己不感兴趣也不对卯的人扎在一堆说些冠冕堂皇的话更加亵渎时间的了。在周围的一圈人喝得烂醉丑相尽露的时候，我虽然庆幸自己的清醒但也无可避免地意识到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已经被无情荒废，并即将化作一泡黄尿洒向夜空。 我仍然放学早早回去，多半时间在自己房间里看书或者逗猫，柯莱特见屡次劝说都无功而返，只好对这个“独死鬼“听之任之了。

蒙市冬去春来，中心广场上的来往人群脱去外套，暖煦的阳光从澄澈如洗的天空中直照下来，被路边建筑工地旁的绿色防护网切分成无数小块，人经过时若加快脚步，眼前景色会有电影画面一帧一帧跳过的感觉。时间不紧不慢地过着，我去了周边几个国家（当然是一个人），学期也到了将要收尾的阶段。柯莱特的网上生意近况很糟，她每天下午坐在电脑前面发呆，满脸疲相，身上的衣服也没有换，看上去和穿着它的人一样精疲力尽。晚饭的时间一点一点稳步地向后推移，我常常饿的头晕烟花，整个身子瘫软在椅子上，像一条湿了水的毛巾。有一天我终于问她能不能把晚饭的时间提前，她解释说这是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的习俗，要不是照顾我这个外国人，夜里11点开饭都是常有的事，言罢再朝我标志性地一笑。我怀着极大的怀疑在我周围同样住寄宿家庭的同学里打听，他们都瞪大眼睛投来惊诧的目光。而我对柯莱特空无一物的笑容逐渐感到厌倦了。蒙市的物价不低，我只好在屋里大量囤积薯片面包等价格实惠且顶饱的食物，有时也在晚上开饭前煎两个鸡蛋先垫着。有一天柯莱特把我叫到客厅，郑重地对我说鸡蛋不能多吃，她的一个营养师朋友告诉她人一周吃鸡蛋最多不能超过四个。我一面点头称是，一面担心我远在千里之外的热爱健身的朋友们，天知道他们的健康正受到严重的威胁！从那以后我就自己买鸡蛋放在冰箱空着的一层。

柯莱特的情绪也变得急躁，她和尤里斯常常说不上两句话就大吵起来，有一次要打起来了。一天晚上她少有地主动把儿子叫回来吃晚饭，尤里斯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喜悦，但餐桌上罕见的沉默令我也感到不安。终于，她用手语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拼”出一句话：“尤里斯，我已经帮你把在里昂的新公寓联系好了，你赶这周末搬过去吧。还有，以后尽量不要回家吃饭了。”在我反应过来以前，尤里斯发出一声怪异的嚎叫，好像森林里的动物受到了突然袭击。他猛地摔门出去，我到临走前的几天才再见到他。过了几天，学校要搞一个庆祝活动，柯莱特不知怎么也知道了，就催我去。我碰巧已经有了别的安排，所以说不去了。她站在我身后，似乎过了很久，才开口说话：“你没有朋友吧？”我的脑袋像是被谁从暗处捣了一拳，我回过身去，和那张熟悉的笑脸四目相对。我定了定神，笑着对她说：“是呀，我没有。”我发誓我从来没有笑得那么阳光灿烂。

那天之后的将近一个月时间像一段默片，不声不响地很快过去。我也马上要离开蒙市，回到西安稳步升高的气温里去。人们充满好奇地问了我许多问题，多半关于红酒，奶酪或者卢浮宫，我心不在焉地给出些模棱两可的答案匆忙应付。但我对我自己的问题却不知道如何回答。我过去的几个月里收获了什么？也可能我本就无法给出一个像小学生作文的最后一段似的明确答复。时间久了，一些零星的想法从我心底浮起。世上的人，无论身在何处，都在与周围的世界接触周旋，都有自己的挣扎。正因如此，宽容和理解是最难能可贵的了。但我知道人们是不会对这样的答案感到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