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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秦汉魏晋史探微》
孙策用孙坚余兵攻庐江太守吴郡陆康，陆氏宗族随在庐江的百余人中，死者将半，陆康本人亦旋死。这是震动江东的大事，不能不加剧江东大族对孙策的疑惧和戒备，也引起刘繇的反目。江东表面平静的气氛被破坏了，两个扬州并存局面不能继续维持。
孙策在两个扬州对立的背景下衔袁术之命渡江，无根无柢的刘繇一触即溃。这在军事方面算不上一件太大的事。只是孙策攻击刘繇，意味着正式向江东的东汉统治挑战，也意味着正式向江东大族挑战，这决定渡江一事的基本性质，对于孙氏以后在江东的活动，有巨大的影响。
问题在于，孙策必须就袁术乞得孙坚“余兵”，始得规划渡江，而这支余兵，江东人视为外来异类，力加排斥，增加了孙策立足江东的困难，这是孙策和张纮所不曾预料到的问题。
孙策率领过江的军队，以淮泗人为主体，又得不到江东人的支援，这使孙策之师完全不具备返回乡梓为父老所欢迎的形象，而俨然是一支浩浩荡荡的袁术入侵之师，是外来的征服者。
孙策死，孙权为政较为收敛，对江东大族以笼络为主要手段，但镇压之事亦有所闻。原来为孙策所迫而未及诛戮的盛宪，后来死于孙权之手。
要留意于举贤任能，推行文治，首先是争取那些“以安危去就为意”的淮泗宾客的归心，并与他们一起去争取江东大族。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改变孙氏淮泗入侵者的面貌，摆脱孤立地位，以求在江东长久存在和发展。
陆绩怀恨孙吴，终于以讥刺当局而徙官郁林，死于徙所，而陆逊则靠拢孙权，渐至显位。处在分化状态的江东大族，大部分人物对孙吴政权逐渐由反对、观望转为合作，这是一个总的趋势。
华歆北归，本传谓“宾客旧人送之者千余人”，其中必多避地江东的“四方贤士大夫”，他们在华歆等人离去后只得星散于江东各地，依附于江东大族和淮泗将领，以观察孙权的动向，等待孙氏在江东阵脚立定后，再取进止。
这样，在孙策时蛰居不出的许多宾客也归心孙权。张昭、周瑜在这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
孙权统事以后陆续出仕的北士，对孙吴统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人，如鲁肃、诸葛瑾、严畯、步骘等，孙策渡江时已经来到江东，但是都与孙策保持距离，不为孙策所用。以鲁肃为例，鲁肃本与周瑜友善，二人同时渡江，但是鲁肃并不亲附孙策，欲从曲阿北归巢湖以就郑宝，以周瑜力劝而止。连那些本已出仕扬州牧刘繇于曲阿的孙邵、是仪、滕胤等人，孙策渡江以后均寂尔无闻。以上这许多人，都是孙权统事后，始陆续入幕府的。
宾旅之士归心，淮泗将领得到淮泗文人的合作，孙吴的统治基础明显扩大了，立足点也大为稳固。这样，孙吴政权就能够在正常的军务、政务之中更多地吸收江东士人参与，逐渐增加江东士人在政权中和在军队中的比重，逐渐消除江东人和江西人之间的隔阂，为孙吴政权的江东本土化，为孙吴政治轨辙进一步的转折，创造必要的条件。
孙权出于使其政权逐步江东化的需要，非借重吴会大族特别是吴郡顾、陆不可。就陆氏而言，在陆绩身上，转圜的余地是不存在的。所以只有在陆绩之外，另找他人。而陆逊终于被孙权认识到是合适人选。
陆逊仕途的转折点，是在孙吴政权江东化的关键时刻，受命为吴军上游统帅。陆逊是孙吴政权江东化最具象征性、最为关键的人物。
孙吴与顾、陆的水乳交融关系，其历史内容就是孙吴政权的江东地域化。陆逊和顾雍相继居于武职和朝官的显位，同是孙吴政权江东化的最重要标志。
顾荣居两晋之际，迫于胡汉形势，不得不作此举以保全江东大族地位，结果却与其祖辈得利于诸伧的情况大不相同。顾荣所引诸伧凭借晋统而擅位，南士途辙受到妨碍，只有自叹屈志。到了南朝，基本情况虽然还是如此，但毕竟已有所改观。南士地位也有所提升了。丘灵鞠发此愤懑之词，除涉个人际遇以外，还有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这是我们重温这段史料时应当留意的。
吴黄武三年（224）选曹尚书暨艳坐检核三署郎官事，与选曹郎徐彪一起被诬自杀，连及名士吴郡张温废黜终生。这是吴黄武政局的一件大事。
崔琰、毛玠为曹操典选，号称亮直，也终于不见容于曹操，一死一废，与较晚出现于吴国的张温、暨艳见逼于孙权事，不也有相似之处吗？(
典选拔士，从来都是十分敏感的事，因为这不但是被选者个人的荣途所系，而且往往涉及权势阶层和当途家族的现实利益。在世局转折的时候，这类问题甚至可能干犯帝王，引起政治风浪。历史上有些由于典选而产生的个案，事关大局而情多隐秘，成为千百年难发之覆。崔琰、毛玠一案比较著名，历来议论纷纭；张温、暨艳一案则史家关注者少，事遂湮没。
以上所引连同黄武时朱据、陆瑁诸条，可见“忘过记功”宗旨孙吴是数十年一贯遵循的，以之解释释魏腾之死，重陆逊之议，原潘璋之过诸事皆可，以之解释暨艳案亦可。扩而言之，建安五年以前曹操用人，亦同此宗旨。
孙权时张允为东曹掾，典选举之任。(7)张温本人曾为吴选曹尚书，两代典选，不为无功，依孙权“忘过记功”宗旨，对张温处置也当有所宽贷才是。然而张温一涉此案，身在不宥，废弃终生。而且家门株连惨酷，甚至累及已出。
郎有郎中、中郎、侍郎等名目，无员数，来自察举、征拜、任子诸途。郎官日在帝王左右，宿卫扈从，有被甄选升进的便利条件。所以三署实际上是吴国官员养成和储备机构，是贵游子弟麇集之所。
黄武选郎吏不依科目，漫无准则，情伪之多是意料中事，(20)所以当暨艳检核三署酿成事端之时，劝阻者及评论者并无人否认郎署混浊淆杂的事实，只是认为积弊深重，难以澄清，强行之易致祸难。
据上引《朱治传》，知朱治遣诣王府之公族子弟及吴四姓，一般不是白衣入选，而是先仕郡为吏，从郡吏中选拔。郡吏并非都是大姓，非大姓的郡吏要获得被拔擢的机会，往往须有大姓的提携。《
陆逊身为上将军、列侯，年近四十之时，孙权为嘉其功德，欲殊显之，“令历本州举命，乃使扬州牧吕范就辟别驾从事，举茂才”。州辟掾，举茂才，按照东汉制度，也须要采择舆论。
世说新语·规箴》“孙晧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晧曰：‘盛哉！’”注引《吴录》曰：“时后主暴虐，凯正直强谏，以其宗族强盛，不敢加诛也。”陆氏经济力量，也更充实。
北方名士清议之风也吹扇于江东的吴会地区，而张温是江东清议主要人物之一。清议的中心内容是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江东不会例外。江东题目人物之风盛行，当与清议有密切关系。《张温传》骆统疏理张温时，说张温“亢臧否之谈，效褒贬之议”。张温所引致的暨艳，其人也是“性狷厉，好为清议”。张温与暨艳正是由于同具清议志趣和好尚而结合在一起的。他们臧否所指，自然容易集中到当时社会所注目又为他们所熟知的公族子弟及四姓入仕的各种弊端和郎署混浊淆杂问题，同汉末名士清议所指往往是宦官外戚以及依附宦官外戚的士人一样
暨艳案发之后，曾在张温使蜀时与之交往的诸葛亮，“初闻温败，未知其故，思之数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
《三国志· 吴书》中屡有“恶逆”、“旧恶”、“宿恶”、“恶民”、“奸叛”等称，迭见于顾雍、陆逊、张温、骆统、朱治、潘璋、诸葛恪等传及注，所指皆扬州山区守险不服的山民，或称“山寇”、“山贼”。有的地方也有山越人包括在内。( 43) 他们的魁帅往往是大姓英豪，坚持与孙氏为敌，孙策对之仇恨甚深。“暨艳父兄附于恶逆”，无疑指他们早先参预了山民阻险反抗活动，与孙氏有过较量，孙权不曾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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