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之《道士塔》：
余秋雨先生书里写道：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
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
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
王圆箓，这个“几乎是个文盲”的人，“对道教并不专精，对佛教也不抵，却会主持宗教仪式”的人，管着那片“冷窟荒庙”。
《道士塔》，就是专属于他的塔。国人厚道，还让他死有葬身之地。
不过，留他在这里也好。好让他向莫高窟谢罪！向来来往往的人谢罪！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王圆箓，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他的罪过之一：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王圆箓以为莫高窟是他家住的窑洞呢，住着住着，旧了，重新粉刷一遍；住着住着，式样不喜欢了，再重新装修一下。
余秋雨先生好脾气，行文走字也克制平和。但想必，看过上面描述的人，早已满腔怒火！
王圆箓，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他的罪过之二：
“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
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
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
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这回，余秋雨先生终于怒了！发问道：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
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
王圆箓，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他的罪过之三：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
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
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
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英国人斯坦因带来的翻译蒋孝琬就骗道士说，斯坦因从印度过来，是要把当年玄奘取来的经送回原处去，为此还愿意付一些钱。
王圆箓虽然迟疑、含糊了很久，但终于还是塞给了他几个经卷。于是，又是蒋孝琬，连夜挑研读那几个经卷。他发现，那正巧是玄奘取回来的经卷的译本。
就这样，一天下最不公平的“卖买”开始了。斯坦因用极少的钱，换取了中文明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大量文物。
斯坦因终于取得了九千多个经卷、五百多幅绘画，打包装箱就整整花了七天时间。最后打成了二十九个大木箱，原先带来的那些骆驼和马匹不够用了，又顾来了五辆大车，每辆都拴上三匹马来拉。
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
所支付给王圆箓的全部价钱，我一直都不忍心写出来，此刻却不能不说一说了。那就是：30英镑！”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车队正要启程，那一个西天凄艳的晚霞里，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难怪，陈寅恪曾经说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粗略地统计：
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
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
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
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
至此，余秋雨先生终于悲伤地说道：
“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陈万里先生和村民没有来得及救下的那些莫高窟文物，还在远处飘零。既然外人如此眼热，可见它们确实是全人类的精粹，放在外面也罢了。只是，它们记录了我们历代祖先的信仰和悲欢，我们一有机会总要赶过去探望它们，隔着外国博物馆厚厚的玻璃，长久凝视，百般叮咛。
莫高窟被那些文物拉得很长很长，几乎环绕了整个地球。那么，我们的心情也被拉长了，随着唐宋元明清千年不枯的笑容，延伸到整个世界。”
英国大英博物馆
法国卢浮宫
但是，去过“大英博物馆”或者是去过“卢浮宫”的朋友们，可能知道：在一些特殊的年代，在一些特殊的日子，持“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是不能被允许进入其中的“中国馆”的！
80多年前，一位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已经名声大噪的中国学生，无意中看到了一本来自祖国的画集。那时的他已获得法国学院最权威画廊的金、银奖，却因为这本画集将一切都抛下了，冒着抗战的烽烟回到祖国。这本画集的名字是——《敦煌石窟图录》。
很多人不明白，敦煌究竟有多大的魅力，让他放弃名气、地位与优渥的生活，下定决心奔向沙漠？
是什么让他在了解过西方古典绘画技巧后，依旧对祖国的敦煌无比向往，固执的执着？
后来，这位学生成为守护莫高窟的第一位“莫高人”，他就是常书鸿，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让敦煌再度震惊世界。
他因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保护拯救等工作，被人称作“敦煌的守护神”。他一直为中华民族看守着这座祖先留下来的世界文化遗产宝库。
他的一生为莫高窟做出了光辉的业绩，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他于90岁高龄自感不支时，致信江泽民主席，要求让儿子继续自己的事业，“为振兴中华尽绵薄之力”。
遵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安葬敦煌，让他与守护了一辈子的莫高窟永远相伴。
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把人、历史、自然融为一体，在莫高窟这个具有深刻文化印迹的“人文景观”上，用平缓的语言，“罩上沉重的历史气压”，让读者在沉郁凝重的气氛中，去了解我们祖国自己的历史，了解自己的文化。其实说到底，是去了解人性，更去了解自己的民族。
只有当你真正去过敦煌，去过莫高窟，去过“西域”——哪怕一部分，行走过“丝绸之路”——哪怕一段，行走过几个“故城”，领略过那些来自心底震撼后，你才会明白：中华文明究竟可以有多么悠久和绚烂！丝绸之路究竟有多么传奇和动人！
余秋雨先生说：“我想，藏经洞与甲骨文一样，最能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可我们，在八国联军的铁蹄之乱中，终于还是把“藏经洞”弄丟了，这是民族的悲痛！
可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文物转移途中，终于还是把“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弄丟了，这是世界大案！
写到这里，历史的朔风中，仿佛远远传来，一阵阵胡笳和羌笛，低沉而悲苦的哀吟，整个民族，不忍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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