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中国成功度最高的城市，即别的地方用十分力才能成功，北京也许用五分就可以了。平凡如我这样的人在北京也居然有部分媒体报道（也必须承认自己有一定的才华），这些报道是因为北京富集了众多资源的缘故。体现出北京最富有的资源是善良、正直、有良知这些道德因素。这些报道当然也是出于职业的需要，报道者却没有得到本人丝毫好处，因而显得难能可贵。 除了这些报道，刘进在北京就几乎一无所有、乏善可陈了。从1991年到2007年，可谓资深北漂了。无房、有三轮车、也没有家，只好经常返回云南休养生息。在云南还可以挣点钱，在北京却挣钱很难。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一：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还很滞后。说到知识产权报护，毕然是打击盗版。作为知识产权四大客体之一的科学发现（其余三者是著作权、商标、专利）的保护很不到位。对科学发现的保护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发现人发表的权利。推后50年，后人评述这段系数空间发表史，就会说：当时那是万恶的旧社会，发表一篇论文要折腾好多年，还不见得“生”得下来。知识变现的过程被无限延期。这是刘进不成功的根本原因。 第二：经济上不成功导致刘进坚持不下来。每个北漂（或到处漂的人）到了一个城市，首先要解决生存（衣食住行）问题。在以前，是去大学里找老乡，住在学生宿舍里，吃在学校食堂。后来自己找房子租住。甚至有段时间睡在通宵教室里，比如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的通宵教室我都睡过，无非找个地方过夜。如果到了其他城市，比如长沙，就会买五元钱去通宵录像厅过夜，到了南京，就去南京大学的通宵教室，到了上海，就去同济大学的通宵教室过夜。这些年轻时候的“作”（主要是为了省钱）多年以后使我遭到报应。当然在北京也没有去找什么工作，一天就去推广系数空间，主要是去大学教室里销售自己办的小报。后来又开辟了地铁市场，在2009年前，地铁销售常态化，媒体报道时，恒定在日均收入六、七十元，这也是我收入最高的时期。是的，只要你买两元地铁票，在北京的地铁网里呆一整天都可以不出来，这也为销售小报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但是后来北京地铁向全国看齐，也实行分段记价，警察也查得紧。地铁销售最终停摆。于是，北京呆不下去了。 第三：刘进没什么朋友。现代社会的成功都是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单打独斗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成功已鲜见甚少。刘进也确实接受过许多人（有的是学生、有的是社会人士）的帮助（比如提供住宿、粮票、饭菜票、衣服等）。但这许多人都失散了，也联系不上了。刘进不是一个热衷于社交之人，对于影视剧中兄弟情义的剧情缺乏感同身受的体认，生活中缺少饭局与应酬，实在是一个孤独的人。现代人认为：做朋友也要门当户对，你有“荆山之玉”，我得有“灵蛇之珠”才可以相匹配。不在一个量级上的人做不了朋友。 第四：疾病将刘进打回原形。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也许是以前睡在通宵教室里的缘故，也许是地下室漫进了水，而我居然还睡在里面，也许是到处跑过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总而言之，在2007年，我第一次住进了医院。健康问题使我从无休无止的系数空间推广中转换到健康活着的轨道上来。系数空间还不是身外之物，但不管身外身内，都需有个身。现在的我过着一种平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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