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2015年12月30日,《用脑做管理》栏目第一期视频播出以来,大家反响热烈,好评不断,同时有些观众反映有时候不方便观看,所以小编特意整理了图文详版,方便大家随时查阅。
以下是2016-06-01期主要内容
用脑做管理,领导“心”思维。大家好咱们又见面了,我是张红川。
用脑做管理
在这一期节目中,希望跟大家谈论一个我们都关心,可能又总是充满疑问的问题。
大家可能还记得,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曾经做过一个电视访问,他们走到街边去访问一些市民,问他们:“你幸福吗?”我们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回答,比如其中有一位老大爷甚至会说:“我不姓福,姓曾。”这是一个反映。
用脑做管理通过这样类似于笑话的一个案例,我们发现,近年来大家开始对一个话题越来越给予关注,就是:“什么是幸福?”每个人都渴望幸福,都希望自己的生活是幸福的,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领导者。
今天这期节目希望跟大家谈论一下“幸福”这个话题。很明显,我们的谈论方式会跟大家所熟见的有些不同,因为我们还是会把对于幸福的讨论,放置在我们的一个大背景中。
我们谈过,整个这一季都是在讨论一个核心概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际思维。幸福与人际思维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为了谈论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谈论幸福与人际思维的关系。先来讨论一个问题:幸福与金钱之间的关系。其实今天我们很多人都会想到,什么是最简单、最简便的让一个人变得幸福起来的办法?毫无疑问,大家能想到的第一点就是让一个人有钱。
用脑做管理事实上,大量的研究结果似乎也在支持这样一个现象,比如我们把全球将近200个国家平均起来,用这个国家的平均国民收入与他们国家平均幸福感来做一个相关的话,我们会发现收入与幸福之间的相关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大家都知道,不同国家彼此之间称得上是千差万别,除了在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之外,他们的天气、地理环境、气侯,甚至于说他们居民的性格方面都存在着差别。
我们不能够简单的,把不同国家之间幸福感的差别归之为是国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为了彻底了解这个情况,一些研究者指出,我们就不在不同国家之间做对比,而是在一个国家内部来做对比,他们就把在一个国家内部,比如,可以在我们中国,或者在美国、日本、欧洲的某个国家,在他们同一个国家的内部来进行一个比较。
比较的是什么?是那些收入高的人和收入低的人幸福感的差别。结果同样也是在支持我们的这样一个假设,收入高往往会带来比较高的幸福感。但是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观察中间,我们会发现,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比起我们之前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的时候,收入与幸福之间的相关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下降,它们之间还是有关的,但是这样一个关系的强度,已经受到了削弱。
用脑做管理当然即使是如此,我们的研究者发现它还是存在问题,因为收入高的人和收入低的人,他们彼此之间也还是有差别的,他们毕竟不是同一批人。更为严格的一种考察方式是什么?我们来考察一个人,当他从暂时没有太多的钱,变成为有钱之后,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幸福感与他们的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当一种更为严格的方式被提出来之后,这样的一个结果就会变得更加得有趣了。
因为我们发现,当在一个时间的维度上来进行考察的时候,一个人收入水平的变化与他幸福感之间的变化,似乎不存在任何关系,即使是在控制一些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收入差别之外。
这种发现被称之为:“伊斯特林悖论”,也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国家,他们的收入水平与他们国民幸福感之间的确会存在着这样的联系,但是随着我们自己收入不断地提高,我们的幸福感反而好像不会因此而提高。如何来解释这样的一个悖论呢?
用脑做管理我们的研究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解释,其中的第一点:他们觉得,随着收入的增加,我们快乐的增加是有限度的。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称之为快乐的适应性。什么意思呢?当我们不断地努力去增加我们的快乐、增加我们的幸福的时候,当它达到一个限度,我们反而不会变得更加快乐。
事实上,对于这样一个假设,一些研究者从实验的办法,对它进行了更加严格的考察,比如说在美国的北卡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有一些研究者就用实验的办法,对他们进行了一个考察,怎么做的呢?
他们找了四组人,然后让他们都来听一段音乐。比如他们所使用的是叫做《春之祭》这样的一段音乐,但是这四组人里面,一组人是单纯地在听这个音乐,而另一组人要求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尽量地让自己快乐。第三组人要求他们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要时时刻刻注意:我自己到底是不是快乐?还有最后一组人更加地要求高,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不仅要努力让自己快乐,同时还要让自己注意:我现在到底是不是快乐的?
用脑做管理最终的结果发现是什么呢?第四组在最后听完音乐之后,是最不快乐的。
换言之来讲,我们越是去追求幸福,好像幸福就往往越容易离我们而去,针对这个,我很想用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来描述我们对于幸福的追求: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我们经常会发现,如果想要通过收入的增加来获得幸福的话,幸福往往有时候特别容易离我们而去,这是我们所说的快乐的适应性。第二点在于快乐是相对的,幸福也是相对的。
有人曾经用过最合适的一个办法来形容什么是幸福?他们说:“幸福就是,比你太太的妹妹的先生,就是比你的连襟每个月多挣一千块钱,那么你就是最幸福的。“为什么这么说?你会发现我们在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幸福,是不是快乐的时候,往往会使用一个办法,会用一个参照点。
这个参照点的选取,往往是在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中间,我们会选取一个人,拿自己的收入来与他进行一个对比,如果我比他高,那么我就幸福。尽管此时此刻我在全国或者全省,乃至全市的一个水平中,并不是一个特别有钱的人,但是我能够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幸福的水平。
这样的一种现象,往往会导致我们出现另外一种结果,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不丹这个国家,国民收入水平相对来讲比较低,但是历年以来他们国民的幸福感,都是居于世界前十位。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在不丹这个国家,他们国民的自杀率也是居高不下,常年排在世界所有国家的前20名。
用脑做管理大家可以去想象这个情况,为什么一个国民如此幸福的国家,它的国民自杀率也同样会居高不下呢?大家有时候可能会觉得,不丹的统计数字有问题。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在北欧,丹麦,瑞典等等这样一些高福利国家,他们国民的幸福感同样也很高,但是他们国民的自杀率依然是居高不下,我们能够发现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
事实上在最近的一个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调查美国的一些州,尽量控制他们在人口学上的差别,比如种族、年龄、受教育程度等等等等。当对这些进行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控制之后,他们仍然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一个州的居民越幸福,它的自杀率也就越高,如何来解释这种现象?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于快乐是相对的。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国家大多数人都幸福,这时候有一个人不是那么幸福,他的感受比起那些国民幸福感没有那么高的国家的国民,会是什么样的呢?可能这个人会觉得自己更加的不幸福,他会觉得自己更加的不快乐,反过来他去选择自杀的可能性也就会相应地增大。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当我们在考虑幸福这个问题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它是具有适应性和相对性的,那么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更为长久的快乐,更为稳定的幸福呢?
用脑做管理这里再跟大家谈一个研究,在这个研究中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就像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相对的比较,他把这种比较用了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让大家来比较我的收入,在我周围的亲戚朋友中间,到底相对来讲是高还是低呢?还有一种办法,比较一下你在亲戚朋友中间的一个受尊重、受大家喜爱、受大家接纳的一个程度,结果他发现后面的一种比较,往往会使的一个人感到更加的幸福。
不管这个人本身的收入是高还是低,换言之来讲,我们经常会发现,当我们比较的方式发生了改变的时候,幸福的获取也会发生相应地改变。在这一点上,很多经济学家把这种针对社会因素的一种比较,称之为社会资本。
甚至于有的研究者,还把这样一个社会资本量化。比如说有的研究者发现:如果每周去从事一次义工,这等于什么?等于每年年薪,从2万增长到7万5;如果能够不断地去从事慈善活动,这等于什么?等于年薪增加了2倍;如果说每周可以在大多数时候,跟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去碰面,等于年薪增长了十万美元。即使是不跟自己最好的朋友见面,只是与周围的邻里之间保持日常见面,保持打招呼的关系,等于年薪增长6万美元。
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社会资本来进行量化的话,往往会发现,可以用一种更好的办法来收获幸福,不是通过金钱,而是通过促进我们的社交。
用脑做管理换言之来讲,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越能够发挥我们的人际思维,越能够利用人际思维来改善我们社交的圈子,来改善我们与周围人之间的关系的话,我们就能够收获更加稳定、更加长久的幸福,在这里有一些研究,更深入地探讨了这背后的原因。
2013年,同样是在Science杂志上有一篇文献,通过经验采样的办法设计了一款手机程序,每天在不同的时间,通过信息的推送,去问这些参加研究的实验者,问他们此时此刻你到底感觉自己有多幸福?同时再问他们一个问题,此时此刻你到底在干什么?
结果有一个研究的发现,真的让我们目瞪口呆。他们发现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最容易感觉到不幸福的呢?他发现还不是处于消极情绪的时候,而是我们在走神的时候,他们把这种状态称之为Mind-wandering,什么意思呢?
用脑做管理就是当我们不在状态,我们的心在四处漫游,或者说用更确切的一个说法,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当一个人处在一种无心的状态的时候,这个人往往是最不幸福的。”如何来理解这种现象?
我们又必须要回到神经翘翘板这个话题。经常会发现,神经翘翘板是有两个不同的网络,大家都还记得,一个是我们的分析思维网络;一个是人际思维网络,而人际思维网络,往往与我们所说的大脑中另一个网络具有很大的重叠,就是我们所说的缺省网络。
这个缺省网络是,每当我们在不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缺省网络就会开始活动。但是大家注意一下,什么时候缺省网络会开始活动?是因为我们不做什么事。什么时候可以让缺省网络做什么事?让人际思维开始发挥功能?是当我们投入在一个社交活动中的时候。
而当我们没有把缺省网络用在社交活动中,没有让它去发挥人际思维功能的时候,缺省网络,就如同一个机器在空转,而当这个机器在空转的时候,我们人也就相应的变得不幸福了,因为此时此刻代表着我们在渴求幸福,而我们又没有给予它足够的反馈,没有给予它足够地强化,如果说我们不给予它这样的反馈和强化的话,就会使得我们整个人不断地渴求,想要得到的那点东西。而在此时此刻我们到底想要获得什么呢?
用脑做管理我们想要获得的就是与人的交往,想要获得的就是让我们的人际思维,真正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善与周围人之间的交流。
不管是在你的家庭中,你的亲朋好友中,或者是在自己的企业中。与您的上级,与您的下级,与您的同事之间,当我们真正意识到了这一点,每次当你走神的时候,每次当你处在大脑做白日梦的时候,每次当你放空自己的大脑什么事情都不干的时候,每次在那里天马行空的时候,每次当你处在一个忙了很长的时间,感到非常的疲倦又不知道自己该要做什么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这是你的大脑在向你呼吁,此时此刻需要你的人际思维开始工作,需要你不断地去进行社交活动。它是你的大脑在向你提出的一个警报,是你的大脑在向你发出的一个幸福的需求。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张红川,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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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脑做管理一档免费的视频栏目「用脑做管理」,由天天心理网和张红川老师(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心理研究所所长兼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博士)联袂打造。
这是中国首档基于组织神经科学(organizational neuroscience)和神经领导学(neuroleadership)面向企业经营者与管理者的谈话类科学节目。
通过通俗易懂的传播方式向企业家传递心理学、管理学与神经科学交叉领域的前沿科学研究成果。
「用脑做管理」张红川博士介绍
张红川老师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与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博士后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社会与心理学院心理系系主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心理研究所所长兼研究员。
主要研究兴趣为社会神经科学(神经经济学、神经管理学与基于脑的领导力)、儿童数学与语言发展及其脑机制、神经网络分析、人脸识别及其神经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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