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殇

（今天是父亲节，改篇旧文应应景）

喜欢喝茶，是二十岁才开始有的一个习惯。而我的许多习惯大多缘自于父亲。

印象中，每天早上父亲可以不用早餐，但不会不喝茶。每次买茶回来，就会抱出他的宝物，一只有点锈迹的圆铁箱。底上口下倒净里面能飞的残沫，再将买回来的茶一撮一撮抓起，轻轻地放下，即使散落在桌面上的零碎几根也被轻柔地拣进铁箱，这时的父亲表现出来少有的细心与柔情，不像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所为。放完茶叶，再将一节用黄裱纸裹得严密的栗炭插在铁箱中间，盖上盖子，举起铁箱再摇摇，像是在享受着茶叶拥挤的“沙沙”声。

泡茶的是母亲。清晨她打开大门，赶走了跟在脚边吵吵嚷嚷的鸡鸭，第一件事就是进锅屋升灶烧水。本来就是白颜色的白瓷茶壶被擦得能照见人影，立在黝黑的台面上显得有些不协调。沸腾的开水缓缓地注入，冲散了聚在一起的茶叶，不知道那些茶叶是不是也在经历着一种煎熬。

父亲起床就坐在大桌边的长凳上，低着头，满腹心思似的，白瓷茶壶立在他的面前，大品碗里盛满了红糖水颜色般的茶水，父亲在等适合饮茶的时机。

我还没到喜欢喝茶的年纪，但在门前见到过母亲倒下的茶叶残渣，褐色的，像坛里的腌萝卜菜。心里便嘀咕，这水怎么能喝呢？那时爱玩不爱家的孩子都一样，口渴了随便跑进哪一家的锅屋，掀开水缸盖，舀半瓢清水，咕咚咕咚就吞下腹中，出门时能听到水撞击胃壁的“咣咣”声。有时在野外，跑回村已来不及，就去沟边，双手撇除浮物，捧几捧水，大口大口痛快地畅饮。对茶一点也不感兴趣。

现在想想，童年的生活就是一捧清水，清凌凌，光滑滑的。

曾经我嘴对着茶壶，从那鹰勾鼻般的茶壶嘴里吮吸过几次茶水，旋即就吐掉，还吐掉一连串的“渍渍”声。那茶水真的的苦涩难咽，也不知道父亲怎么会拿它当作宝物。也许他适应了这种苦涩，就如适应了同样苦涩的生活。

读初中时土地到户了，父亲“升”到了村里的养殖场当场长，他手里多了个玻璃茶杯，盖子是铁皮的，很薄，比罐头盖稍厚的那种。很特别的是茶叶放的很多，多得看不见茶水，像母亲放在瓶里的一层压一层的咸菜。

大概嫌清水太淡无味，我也慢慢开始喜欢上喝茶了，但我从来没尝过父亲杯中的茶，像从来没认真的看待过父亲一样。

岁月的风拂过一年又一年，年年相似，年年迥异。走在他乡的田野，欣赏过春花烂漫，夏荷灿灿。但我没有习惯可乐、汽水的甜蜜，手中捧着的依旧是老家的绿色。每每举杯凝视，我便想起远方的老家，村庄，远方的父母，亲人。

渐渐地我也开始喜欢一个“浓”字，如同父亲手中的浓茶，在浓中识得淡味，在浓中感受一种静美，一种相思。

二O一六年的仲秋，八十四岁的父亲病重在铜陵人民医院住院，半个月的时间是我外出近三十年来陪伴他最长的一次。其实他的病情三月份就查出来了，准备做手术的前一天，医院通知说停止做手术了，原因是癌细胞已经扩散，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瘦得只有七十几斤。那时候我就知道，父亲这棵参天大树已被虫蛀空了树心，倒塌已是早晚的事情。

那段时间里，我日夜陪伴在他的身边，牵扶他上厕所，帮他擦洗身体，给他冲麦片，买骨头汤。早上父亲还是爱喝茶，但清淡了很多，茶杯里只放了几颗叶子，像是点缀，淡黄色的茶水和针管里的药水颜色差不多，点点滴滴注入他瘦如枯柴的体内.。

父亲住的是肿瘤科病房，在九楼。同在一个病房的有个无为人，和父亲同龄，参加过朝鲜战争，脾气暴躁得很，白天吵死吵活的，夜里像个婴儿睡得特别得香。他的儿子晚上从不陪在病房里，嫌这里味重，跑到附近的亲戚家住去了。父亲很安静，和邻床相反，夜里父亲很少睡觉，有时便和我聊天，他说他不怕死，能活到八十四岁是他没想到的，即使这次倒在这张病床上他觉得也值得了。

在断断续续的闲聊中我得悉了父亲的许多往事，六十多年党龄的父亲，他一生中经历的辛酸苦辣像一杯醇厚绵久的浓茶，我似乎闻到了那缕茶香，却无法品尝到其中的苦涩。

出院时父亲脸上的气色、精神都有所好转，早上还能喝下两包麦片或是黑芝麻糊。返回上海前我给他留下一盒半斤装上等的黄山毛峰。几天后我接到他的电话，说天气凉了，有人回家给他带一个保温杯，他喜欢喝烫一点的茶。父亲声音很清晰，不像是生了场大病的样子，这让我很欣慰。我忙打电话给在老洲街卖茶叶的朋友，给他送过去一只。

但半个月后，在冬至快来临的前几天，我接到家里的报急电话，匆匆赶回程家墩。这次我就没见到父亲的面了，在他的灵前，我见到朋友送过去的那只黑色的，大口径的保温杯，里面有茶，满满的，能看见拥挤在一起的茶叶，还是母亲给他泡的，但已经凉了。

岁月不能保温，我知道我和父亲的缘也尽了。

其实茶于我而言，只是喜欢，或者说是一个习惯，谈不上缘字；珍惜爱护每一个家人，亲友，尽自己所能，哪怕每天给一个小小的问候，这些才是来之不易的缘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