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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起,世事洞明:【一页纸8月早起共读】《资治通鉴·熊逸版》第

从今天起,世事洞明:【一页纸8月早起共读】《资治通鉴·熊逸版》第

作者: 陌上花开wen | 来源:发表于2022-08-20 09:03 被阅读0次

    【一页纸早起·奇迹共读营】8月-《资治通鉴·熊逸版》第一辑⑤

    Day 1 为什么金句更有说服力

    周显王十年(前359年),公孙鞅受到秦孝公器重,准备开展变法大业,讲了三句格言警句:

    1-“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老百姓啥都不懂,凡是开创性的工作,没有必要考虑他们的意见,等事情办成了,大家有了好处,自然就没话说了。

    2-“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当事情大到一定规模,做法就要反着来。以德治国,要考虑民意,但以“至德”治国,就不该考虑民意;成功应该集思广益,但如果要“成就大功“,就必须专断独行,一个诸葛亮胜过所有臭皮匠。

    3-“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圣明君主以强国为目的,能达到目的的就是好办法,旧的政策不能强国,就应该舍故用新。

    反对派也有金句对战:

    1-甘龙:“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
    圣明的统治者因势利导,而不会移风易俗。

    2-龙挚:“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
    变法带来的好处要百倍于以前,才值得变法;新工具带来的好处必须足够大,才值得换。

    关于变法的两种观点的对立,一直在延续,硝烟仍未散尽,那些掷地有声的金句,也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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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2 “法”和“律”到底有什么区别

    公孙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并对李克的《法经》做了一点修改,“改法为律”。

    “法”强调的是公平,也就是一碗水端平,而公平破坏效率;“律”的本意和法律没有半点关系,而是一种定音设备,所以不难理解,“律”会出现标准、规范的引申义,比如“定律”、“律诗”,“律”强调规范,是绝对明晰的客观标准。

    强调公平的“法”让位给不讲公平的“律”,因为法家格外重视效率,受不了儒家那种动辄就搞百年大计的慢性子。

    法家并没有因为叫法家而喜欢打官司,恰恰相反,法家认为打官司成本太高,怎么都不划算。这就有点像员工起了纠纷,领导不去调查对错,而是直接把双方一并开除。这也是成本意识在起作用。要么忍,要么滚,反正就是不要打官司。

    公孙鞅改法为律,导向型非常强,并通过“什伍制”的连报连坐,把民政向军政统一,把秦国带上穷兵黩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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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3 新政包括哪四项国家大计

    第一,建立什伍制,连报连坐
    什就是十户人家,伍就是五户人家。把军队组织方式用到民政,全国人民的价值观高度统一,大家应该承担的义务和对应赏罚也有了明确的标准。有人犯了事,同什同伍的人揭发有赏,否则就重罚。

    第二,奖励军功,严禁私斗
    第三,奖励农桑,严格限制工商末业

    千头万绪的国家大事被简化为两件事:耕战,也就是种田和打仗。
    国家财富来源于两个渠道:要么生产出来,靠种田;要么掠夺过来,靠打仗。所以,耕战就是富国之本。耕战之外的营生,要么严令禁止,要么征收重税。
    种地和打仗,变成了最好的职业。

    第四,设置新的爵位系统
    希望全国人民不读书不娱乐不经商,一门心思种地、打仗,这种反人性的操作,必须有足够甜的胡萝卜作为激励。新的爵位系统,就是这筐胡萝卜。
    爵位制度,本质上就是秦国的职称体系,类似于现代企业中的职业发展通道。
    和儒家的尊卑等级相比,儒家的等级制度是天生的,法家的爵位等级是自己挣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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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4 王安石为什么只能羡慕商鞅,却不能照做

    《老子》有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真正的精髓无法言表,更无法传承。

    在公孙鞅这里,问题一下子就会从哲学高度拉回现实世界。精髓到底能不能言传,不重要,就算可以言传,复制起来成本太高,也不划算。

    所以,办法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可行。可行方案就是量化管理。

    “力出一孔”出处就是《商君书》的“弱民”一节,顾名思义就是想办法把百姓变弱。“弱”是指良好的顺服性,就是要削弱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封闭他们的信息渠道,简而言之就是把老百姓变成听话的傻大个儿。

    王安石所在的宋朝社会复杂度远不是战国时期的秦国能比的。一方面,随着印刷术兴起、文教普及,培养出好多所谓“强民”;另一方面,王安石、宋神宗等人,到底不能脱尽儒家本色,就算想学,身上也没有那股狠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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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5 公孙鞅如何应对民众反对

    公孙鞅改革有三大要点:目标简单、规则明确、赏罚及时。惟其如此,才能迅速在全国推广。

    当然,公孙鞅的变法不可能一帆风顺,尤其在起步阶段。改革进行了一年,民怨沸腾,前后有上千人请愿,抨击新法。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就在压力与日俱增的当口,发生了一件事:太子犯法了。

    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公孙鞅向大家说明,改革之所以阻力重重,就是因为身居高位的人带头违法,必须严惩。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真对他用重刑,那就让太子的两位老师代为受刑吧。儒家那种“刑不上大夫”的理念完全没有意义。

    公孙鞅的策略,充分利用了人类的群居天性,大多数人的意见和胆色都是被少数精英分子引领的,擒贼先擒王,特别有效。“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

    变革不易,关键时刻,除了公孙鞅的应变之计,还有秦孝公的鼎力支持,也同样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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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6 《资治通鉴》为什么险遭毁版又幸免于难

    谁的价值观才是正确的价值观,往往关乎谁表述的才是正确的。

    宋神宗驾崩,宋哲宗继位。依照惯例,要给神宗一朝编修实录。宋朝主持《神宗实录》的,通通都是旧党。主编们煞费苦心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关系撇清,坏事都怪王安石,和宋神宗没关系。在史料的取舍上,更是对司马光的日记拿来就用,对新党那边的好多一手资料反而大刀阔斧地删减。

    《神宗实录》完工没几年,宋哲宗亲政,改元绍圣,也就是要继承并恢复宋神宗时代的改革路线,那就意味着要把《神宗实录》推倒重来。新党出身的主编们提枪上马,原本 出自司马光日记里的内容被删减,而王安石的日记被请了出来,作为《神宗实录》的重要依据。宋神宗和王安石破镜重圆,重新被打造成为明君和贤相的完美搭档。

    司马光作为反动派大佬,思想遗产肯定不能留,免得蛊惑人心,荼毒天下。新党政策很快出台:《资治通鉴》不但书要禁,而且版要毁。

    当时的印刷术是雕版印刷,一旦雕版被毁,书就再也无法印了。

    多亏有个叫陈瓘的人,搬出宋神宗为《资治通鉴》写序言之事,难道还有人胆敢毁掉神宗皇帝御笔亲书不成?后来蔡卞(蔡京之弟)只好下令将《资治通鉴》雕版束之高阁,并未毁版。

    人间正道,就是自己认定的道。奸臣篡改历史不足为奇,正人君子也会煞费苦心地粉饰历史。当“尊重历史”成为不言而喻的常识性态度,所尊重的到底是什么?

    千年以后的读者,看到的历史远不只是事实的堆叠,更是观念和态度的堆叠,是真理和谬误的堆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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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7 为什么改革家会对皇亲国戚下狠手?

    在历代改革事业中有一个最经典、最有共性的难题:皇亲国戚和裙带关系。

    凡是改革,总会损害某些人的利益,利益受到伤害的人必然会有各种不满,想要把社会轨道拽回到过去。人的心理特别厌恶损失,哪怕整个社会财富增加,他们的财富没有被损害,但社会排名下降了,他们也不能忍。

    历史上所有改革都有一个共同点——剥夺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而且都会开罪同一个群体,就是国君的三亲六戚,并因此引发对方的凶猛反扑。顶得住就能活,顶不住就得死。

    而国君就算自己有能力、有魄力搞改革,也有必要假手于人。开罪亲戚的事,最好让外人去做。这样,就算过了火,自己还能装装样子协调一下;如果失败,还有替罪羊帮自己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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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8 司马光是怎么评价“齐桓晋文之事”的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用漂亮的排比:“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把齐桓公和晋文公作为信用楷模。

    曹沫劫齐桓公:
    曹沫作为鲁国将军,和齐国打仗三连败,鲁庄公只好割地求和。在和谈仪式上,曹沫手持匕首劫持了齐桓公,逼迫齐桓公承诺归还鲁国失地。得到齐桓公口头承诺,曹沫退下。齐桓公遵守诺言,把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地盘全部还给了鲁国。

    晋文公伐原:
    晋文公执政不久,打出“尊王”旗号,帮周襄王平定了一场王室内乱,周襄王把若干城邑赐给了晋文公。但各地都关上城门,不接待。晋文公的方法是:不接待就打。在攻打“原”这个地方(现在的河南省济源市,愚公移山的发生地)时,宣布3日打不下来就撤军。3日后果然守诺撤军。原地人民被晋文公的诚信所感动,出城投降了。

    司马光夸赞桓文之事,更有深意:连齐桓公、晋文公这样追求“霸道”的政治家都知道诚信的意义,追求“王道”的政治家就更不应该轻视诚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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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9 有求必应和天威难测,哪个更有效

    公孙鞅变法10年,秦国大治,当初那些说新法坏话的人特意来首都唱颂歌。公孙鞅下令把他们全部放逐到边境。从此,秦国人再也不敢点评法律的好坏了。

    公孙鞅的意图很明显,要的就是令行禁止,任何人只有遵纪守法的义务,而没有点评法律的资格。

    爱与怕,哪个更重要?答案很简单:怕比爱重要得多。

    严刑峻法还不足以激发人们的恐惧心理,因为人们懂得趋避刑罚,明白只要不犯规就不能拿自己怎么样,畏惧感自然就弱了。一切可以被预期的后果会促使人们精心计算付出和回报,敬畏心相应会衰减。

    试想如果神灵真的有求必应,人们的宗教热情反而会低。因为一旦有求必应,临时抱佛脚就足够了,神佛只有时灵时不灵,才能让人不断烧香磕头,诚心供奉。

    天意从来高难问。“天威难测”对于凝聚力的意义,正在于此。在规则之上安置一个任意性,这是法家管理哲学的精髓和点睛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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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10 为什么不能 “弛山泽之禁”


    传统上,凡是山泽地带,都属于国家禁区,这些地方的产出称为“山泽之利”,都属于国家禁区,通通归国君所有。

    历朝历代,只有一些特殊局面,统治者才会解除一部分禁令,让老百姓可以进去砍树、捕猎。

    问题来了:老百姓一旦有资格分享“山泽之利”,谁还愿意种地?

    《商君书》有一篇《垦令》,其中有一项措施叫“壹山泽”,即政府要把山泽之利垄断起来,绝不能向老百姓开放。要想活下去,只能去种地。这就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一项基本国策:以农为本。

    公孙鞅的思路是:必须断绝农民的其他活路,才能提升农业,这种政策还会严重削减隐士的生存空间,谁都别想遗世独立,必须出来务农、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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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11 为什么说今天的《资治通鉴》来之不易

    今天要读《资治通鉴》并不困难,中华书局版的纸书和电子书都很容易买到,但这部书成为我们今天读到的样子,其实很不容易。

    读历史特别头疼的问题,你以为的白纸黑字的证据,很可能存在抄写和印刷错误。所以校勘学应运而生,做校对也是一门大学问。

    清末民初出过两位顶级的藏书家兼校勘家:傅增湘和章钰。《资治通鉴》经过上次校对,历时十余年,校出各种脱字、错字等文字问题七千多处。给《资治通鉴》做音注的是胡三省(胡身之)。这些藏书家兼校勘家也并非都有钱有闲,好几位还都是变卖家产来做这件事。所以前提条件就是热爱书和藏书多!

    所以历史上不但要有司马光,还要不断出现胡三省和章钰这样的人,才能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部《资治通鉴》。


    第五册读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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