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页纸早起·奇迹共读营】8月-《资治通鉴·熊逸版》第一辑⑤
Day 1 为什么金句更有说服力
周显王十年（前359年），公孙鞅受到秦孝公器重，准备开展变法大业，讲了三句格言警句：
1-“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老百姓啥都不懂，凡是开创性的工作，没有必要考虑他们的意见，等事情办成了，大家有了好处，自然就没话说了。
2-“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当事情大到一定规模，做法就要反着来。以德治国，要考虑民意，但以“至德”治国，就不该考虑民意；成功应该集思广益，但如果要“成就大功“，就必须专断独行，一个诸葛亮胜过所有臭皮匠。
3-“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圣明君主以强国为目的，能达到目的的就是好办法，旧的政策不能强国，就应该舍故用新。
反对派也有金句对战：
1-甘龙：“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
圣明的统治者因势利导，而不会移风易俗。
2-龙挚：“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
变法带来的好处要百倍于以前，才值得变法；新工具带来的好处必须足够大，才值得换。
关于变法的两种观点的对立，一直在延续，硝烟仍未散尽，那些掷地有声的金句，也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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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法”和“律”到底有什么区别
公孙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并对李克的《法经》做了一点修改，“改法为律”。
“法”强调的是公平，也就是一碗水端平，而公平破坏效率；“律”的本意和法律没有半点关系，而是一种定音设备，所以不难理解，“律”会出现标准、规范的引申义，比如“定律”、“律诗”，“律”强调规范，是绝对明晰的客观标准。
强调公平的“法”让位给不讲公平的“律”，因为法家格外重视效率，受不了儒家那种动辄就搞百年大计的慢性子。
法家并没有因为叫法家而喜欢打官司，恰恰相反，法家认为打官司成本太高，怎么都不划算。这就有点像员工起了纠纷，领导不去调查对错，而是直接把双方一并开除。这也是成本意识在起作用。要么忍，要么滚，反正就是不要打官司。
公孙鞅改法为律，导向型非常强，并通过“什伍制”的连报连坐，把民政向军政统一，把秦国带上穷兵黩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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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新政包括哪四项国家大计
第一，建立什伍制，连报连坐
什就是十户人家，伍就是五户人家。把军队组织方式用到民政，全国人民的价值观高度统一，大家应该承担的义务和对应赏罚也有了明确的标准。有人犯了事，同什同伍的人揭发有赏，否则就重罚。
第二，奖励军功，严禁私斗
第三，奖励农桑，严格限制工商末业
千头万绪的国家大事被简化为两件事：耕战，也就是种田和打仗。
国家财富来源于两个渠道：要么生产出来，靠种田；要么掠夺过来，靠打仗。所以，耕战就是富国之本。耕战之外的营生，要么严令禁止，要么征收重税。
种地和打仗，变成了最好的职业。
第四，设置新的爵位系统
希望全国人民不读书不娱乐不经商，一门心思种地、打仗，这种反人性的操作，必须有足够甜的胡萝卜作为激励。新的爵位系统，就是这筐胡萝卜。
爵位制度，本质上就是秦国的职称体系，类似于现代企业中的职业发展通道。
和儒家的尊卑等级相比，儒家的等级制度是天生的，法家的爵位等级是自己挣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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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 王安石为什么只能羡慕商鞅，却不能照做
《老子》有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真正的精髓无法言表，更无法传承。
在公孙鞅这里，问题一下子就会从哲学高度拉回现实世界。精髓到底能不能言传，不重要，就算可以言传，复制起来成本太高，也不划算。
所以，办法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可行。可行方案就是量化管理。
“力出一孔”出处就是《商君书》的“弱民”一节，顾名思义就是想办法把百姓变弱。“弱”是指良好的顺服性，就是要削弱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封闭他们的信息渠道，简而言之就是把老百姓变成听话的傻大个儿。
王安石所在的宋朝社会复杂度远不是战国时期的秦国能比的。一方面，随着印刷术兴起、文教普及，培养出好多所谓“强民”；另一方面，王安石、宋神宗等人，到底不能脱尽儒家本色，就算想学，身上也没有那股狠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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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5 公孙鞅如何应对民众反对
公孙鞅改革有三大要点：目标简单、规则明确、赏罚及时。惟其如此，才能迅速在全国推广。
当然，公孙鞅的变法不可能一帆风顺，尤其在起步阶段。改革进行了一年，民怨沸腾，前后有上千人请愿，抨击新法。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就在压力与日俱增的当口，发生了一件事：太子犯法了。
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公孙鞅向大家说明，改革之所以阻力重重，就是因为身居高位的人带头违法，必须严惩。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真对他用重刑，那就让太子的两位老师代为受刑吧。儒家那种“刑不上大夫”的理念完全没有意义。
公孙鞅的策略，充分利用了人类的群居天性，大多数人的意见和胆色都是被少数精英分子引领的，擒贼先擒王，特别有效。“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
变革不易，关键时刻，除了公孙鞅的应变之计，还有秦孝公的鼎力支持，也同样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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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6 《资治通鉴》为什么险遭毁版又幸免于难
谁的价值观才是正确的价值观，往往关乎谁表述的才是正确的。
宋神宗驾崩，宋哲宗继位。依照惯例，要给神宗一朝编修实录。宋朝主持《神宗实录》的，通通都是旧党。主编们煞费苦心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关系撇清，坏事都怪王安石，和宋神宗没关系。在史料的取舍上，更是对司马光的日记拿来就用，对新党那边的好多一手资料反而大刀阔斧地删减。
《神宗实录》完工没几年，宋哲宗亲政，改元绍圣，也就是要继承并恢复宋神宗时代的改革路线，那就意味着要把《神宗实录》推倒重来。新党出身的主编们提枪上马，原本 出自司马光日记里的内容被删减，而王安石的日记被请了出来，作为《神宗实录》的重要依据。宋神宗和王安石破镜重圆，重新被打造成为明君和贤相的完美搭档。
司马光作为反动派大佬，思想遗产肯定不能留，免得蛊惑人心，荼毒天下。新党政策很快出台：《资治通鉴》不但书要禁，而且版要毁。
当时的印刷术是雕版印刷，一旦雕版被毁，书就再也无法印了。
多亏有个叫陈瓘的人，搬出宋神宗为《资治通鉴》写序言之事，难道还有人胆敢毁掉神宗皇帝御笔亲书不成？后来蔡卞（蔡京之弟）只好下令将《资治通鉴》雕版束之高阁，并未毁版。
人间正道，就是自己认定的道。奸臣篡改历史不足为奇，正人君子也会煞费苦心地粉饰历史。当“尊重历史”成为不言而喻的常识性态度，所尊重的到底是什么？
千年以后的读者，看到的历史远不只是事实的堆叠，更是观念和态度的堆叠，是真理和谬误的堆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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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7 为什么改革家会对皇亲国戚下狠手？
在历代改革事业中有一个最经典、最有共性的难题：皇亲国戚和裙带关系。
凡是改革，总会损害某些人的利益，利益受到伤害的人必然会有各种不满，想要把社会轨道拽回到过去。人的心理特别厌恶损失，哪怕整个社会财富增加，他们的财富没有被损害，但社会排名下降了，他们也不能忍。
历史上所有改革都有一个共同点——剥夺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而且都会开罪同一个群体，就是国君的三亲六戚，并因此引发对方的凶猛反扑。顶得住就能活，顶不住就得死。
而国君就算自己有能力、有魄力搞改革，也有必要假手于人。开罪亲戚的事，最好让外人去做。这样，就算过了火，自己还能装装样子协调一下；如果失败，还有替罪羊帮自己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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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8 司马光是怎么评价“齐桓晋文之事”的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用漂亮的排比：“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把齐桓公和晋文公作为信用楷模。
曹沫劫齐桓公：
曹沫作为鲁国将军，和齐国打仗三连败，鲁庄公只好割地求和。在和谈仪式上，曹沫手持匕首劫持了齐桓公，逼迫齐桓公承诺归还鲁国失地。得到齐桓公口头承诺，曹沫退下。齐桓公遵守诺言，把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地盘全部还给了鲁国。
晋文公伐原：
晋文公执政不久，打出“尊王”旗号，帮周襄王平定了一场王室内乱，周襄王把若干城邑赐给了晋文公。但各地都关上城门，不接待。晋文公的方法是：不接待就打。在攻打“原”这个地方（现在的河南省济源市，愚公移山的发生地）时，宣布3日打不下来就撤军。3日后果然守诺撤军。原地人民被晋文公的诚信所感动，出城投降了。
司马光夸赞桓文之事，更有深意：连齐桓公、晋文公这样追求“霸道”的政治家都知道诚信的意义，追求“王道”的政治家就更不应该轻视诚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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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9 有求必应和天威难测，哪个更有效
公孙鞅变法10年，秦国大治，当初那些说新法坏话的人特意来首都唱颂歌。公孙鞅下令把他们全部放逐到边境。从此，秦国人再也不敢点评法律的好坏了。
公孙鞅的意图很明显，要的就是令行禁止，任何人只有遵纪守法的义务，而没有点评法律的资格。
爱与怕，哪个更重要？答案很简单：怕比爱重要得多。
严刑峻法还不足以激发人们的恐惧心理，因为人们懂得趋避刑罚，明白只要不犯规就不能拿自己怎么样，畏惧感自然就弱了。一切可以被预期的后果会促使人们精心计算付出和回报，敬畏心相应会衰减。
试想如果神灵真的有求必应，人们的宗教热情反而会低。因为一旦有求必应，临时抱佛脚就足够了，神佛只有时灵时不灵，才能让人不断烧香磕头，诚心供奉。
天意从来高难问。“天威难测”对于凝聚力的意义，正在于此。在规则之上安置一个任意性，这是法家管理哲学的精髓和点睛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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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0 为什么不能 “弛山泽之禁”
传统上，凡是山泽地带，都属于国家禁区，这些地方的产出称为“山泽之利”，都属于国家禁区，通通归国君所有。
历朝历代，只有一些特殊局面，统治者才会解除一部分禁令，让老百姓可以进去砍树、捕猎。
问题来了：老百姓一旦有资格分享“山泽之利”，谁还愿意种地？
《商君书》有一篇《垦令》，其中有一项措施叫“壹山泽”，即政府要把山泽之利垄断起来，绝不能向老百姓开放。要想活下去，只能去种地。这就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一项基本国策：以农为本。
公孙鞅的思路是：必须断绝农民的其他活路，才能提升农业，这种政策还会严重削减隐士的生存空间，谁都别想遗世独立，必须出来务农、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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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1 为什么说今天的《资治通鉴》来之不易
今天要读《资治通鉴》并不困难，中华书局版的纸书和电子书都很容易买到，但这部书成为我们今天读到的样子，其实很不容易。
读历史特别头疼的问题，你以为的白纸黑字的证据，很可能存在抄写和印刷错误。所以校勘学应运而生，做校对也是一门大学问。
清末民初出过两位顶级的藏书家兼校勘家：傅增湘和章钰。《资治通鉴》经过上次校对，历时十余年，校出各种脱字、错字等文字问题七千多处。给《资治通鉴》做音注的是胡三省（胡身之）。这些藏书家兼校勘家也并非都有钱有闲，好几位还都是变卖家产来做这件事。所以前提条件就是热爱书和藏书多！
所以历史上不但要有司马光，还要不断出现胡三省和章钰这样的人，才能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部《资治通鉴》。
第五册读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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