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的时候背红薯,回来的时候背盐巴,其间翻越了大巴山,还要翻越上七十里、中七十里、下七十里的米仓山道,汗水砸在石子路上,把石子路也烫得冒烟。背二哥又叫背力工,凭的就是一身傻力气,把藏在骨缝里的力气都抠出来,还走不完要走的路。歇气的时候,背哥往往扯开嗓子乱嚎:“背哥呢我的人哪,你寒冬腊月哟只穿一层哪,我心想给你脱件,可脱了这件呢,妹儿我就是光身身儿哪。”这些拿女人舒解劳累和孤独的野腔野调孙永安是不能唱的,他还是个孩子。累得不行他就叫:妈妈!短促的叫声钢钎一样扎入林莽和石崖。他当了三个假期背二哥,川陕公路就通了,想挣那点辛苦钱也挣不成了,于是他只能在老君山上剐野棕割桦树皮,哪怕卖上一角两角,也紧紧地攥在手里,回家时路拿出来偷偷看。后来,他当了教师,生活刚有了起色,女儿又得了红斑狼疮。女儿五岁发病,到她十五岁死,整整十年,他孙永安为钱的事做了多少难,叹了多少气,简直不堪回首一—他甚至都卑微到想在地上捡到钱!那些日子,他出门走路的时候,眼睛总是不留空儿地往地上瞅,稍稍有像钱的东西,就一脚踢飞,看它究竟是不是钱。他吃的蔬菜,很多时候都是妻子去集市上捡别人扔下的黄叶子。孙永安也想捡,可他是教师,他不能大明其白地这么做。他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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