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个疑问，当文学青年们变老了以后，如果他还没有成为一个诗人，一个作家，或是编辑、学者，但仍初心未改，关于文学的梦想仍未破灭，我们应该如何称呼他们？肯定不能再用“青年”这个词了吧。
圆桌派第十四集主题，“文青”有病，你有药吗？嘉宾有梁文道、马未都和蒋方舟。对于蒋方舟的印象仍停留在十年以前，现在老了。包括主持人文涛，这四个人中，年龄上能符合“文青”范畴的，就只有蒋方舟一人。
到底什么样的人才叫“文青”呢？马未都把他们那一代的给端了出来：就是用文化、文学去勾引人。哪怕是现学现卖，也能用得活灵活现。想想王朔的那个贫嘴痞样，那个时代的“文青”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看起来还挺招人喜欢。而现在的“文青”，蒋方舟用“沦落”来形容，一个特征是穷，另一个特征是不会干别的事情。难道王朔那个时代的“文青”就有钱了？他们除了用文化耍耍流氓还会做别的什么事情吗？好像多数人也并没有。但他们仍然挺受姑娘待见，挺受公众崇拜。写几首诗或许就能和姑娘过上一夜，早上起来掏走姑娘裤袋里的钱远走高飞之后，姑娘还能继续在文艺的梦境中渡过余生。
蒋方舟的这个想法非常具有时代性，这说明了，文化和文学的价值在当今这个功利性社会已经得不到公众的承认。如果不能利用文化和文学盈利，那就一文不值。在王朔那个时代，被人称作“文青”，就算嘴上否定推却，心里还是挺乐呵。而现在，被人称作“文青”，就像是“无用之人”的代名词，百无一用的白面书生，有一种受侮辱的感觉。
奇怪的是，还有人在不留余力地鄙视着一群被他们视为“伪文青”的群体。这是专业对业余的嘲笑吗？可见“文青”这个标签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一种荣誉，被他们视为“伪文青”的群体，在他们看起来，是冒犯甚至亵渎了这种荣誉。他们已然将“文青”这个原本外界给予的标签作为互相之间的身份认同。这是一种被驯化的表现。采用这种方式维持群体的荣誉，丝毫无助于“文青”这个群体保持自己的个性鲜明性和立场独特性，反而会弱化“文青”这一群体的核心特征。
一旦接受了外界给予的标签，意味着将不得不接受外界给予的定义。而外界给予的定义又是那么混乱不堪。笔者无意于也无能力来界定这个定义。但觉得有必要拓展一下“文青”这个群体的范畴，重估一下它的社会价值。
在笔者看来，通常被称作“文青”的那个群体，他们让自身从日常熟悉的环境中疏离，以外部的视角用一种审美的方式来重估日常的价值，并充分享用这种价值。他们从容地在日常生活中张开结界，排解庸俗的不快，抵御感官的麻木，追求精神的贵族化。他们超然于日常，并不脱离日常，如果将他们比作植物，日常则是泥土，植物长得越高，泥土中的根就扎得越深。他们有着一套属于自己内部的语言结构和风格。在他们的生活中，阅读与写作这两种行为占据着重要、深刻的地位。这两种行为往往被外界圈囿于所谓的文艺范畴之内。然而就像马未都所说的，他们那个时代，读文学在“文青”群体内是一种比较低端的表现。
公众很容易理解，将阅读视为一件私人的事。而写作，却一直被大多数人误认为是一种必须介入到公共环境下的行为。他们误将写作等同于出书。似乎出不了书的作者，就不是在写作。而出了书以后，就可以大言不惭地称之为作家了。但实际上，在书定稿印刷之时，写作行为已经嘎然而止。
当然，很多人以出书为目的进行写作。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这篇文章中，列举了四大动机，其中之一就是“纯粹的自我中心”，他解释为“希望显得聪明，为大家谈论，死后留名，向那些在你童年的时候冷落你的大人出口气等等”，他说得比较客气。笔者还要加一条，为了赚钱。显然，出书是达成这些目的比较快捷的方式。这个动机看起来挺自私，却让人很难无视其存在。一旦它成为了写作最大的动机，那就大事不妙了。幸好奥威尔还说了另外三个动机：历史方面的冲动；政治方面的目的；审美方面的热情。笔者认为这三点分别对应了对真、善、美三种价值的追求。在这种追求的过程中逐渐自我完善，是写作行为的主要目的。而出书行为，可以将写作的成果导向公众。
由此可见，对于文青来说，阅读是摄入，写作时输出。输出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我的思考、梳理与完善，第二阶段是向公众传播。笔者不认为这第二阶段是“文青”所必须承担的责任，相反，它是“文青”给公众带来的额外福祉，是文青的社会价值所在。这让“文青”听起来有点像“知识分子”。但“文青”独特的审美观是后者所缺少的，后者所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不是前者的必要条件。两者的立场并不是水火不容，而是可以融会贯通。
在当今这个多元化时代，写作已经不是“文青”唯一的输出方式，他们各自的社会身份，将各自职业中的审美观导入了“文青”这个群体的日常之中，比如蒋方舟所说的，“穿麻布衣，背帆布袋”，这挺许知远的，“在地铁里看书，下午喝咖啡”，这挺梁文道的。再看看他们两位所造成的影响力，无需赘言。尽管，蒋方舟所描述的，是她对于“伪文青”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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