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乃儒家专门研究事物道理的一个理论,已失佚,源于《礼记‧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论述的“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此段。但《大学》文中只有此段提及“格物致知”,却未在其后作出任何解释,也未有任何先秦古籍使用过“格物”与“致知”这两个词汇而可供参照意涵,遂使“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成为儒学思想的难解之谜。
《现代汉语词典》2012年发行的第六版将“格物致知”解释为:“推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
【解释】:1.格:推究;致:求得。探究事物原理,而从中获得智慧(或从中感悟到某种心得)。2.使知道事物风格的能力,然后能使你知道人生百态。
第一,追根究底的学习习惯
首先要明确,学习不等于读书,也不仅仅是跟着别人的式样做,这些都算不得真正的学习。学习,就要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从现象进入本质,追根究底找出原因,再把问题解决好,最好在这过程中能明悟一些道理,才算是真正的学习。所以,我们要力求养成刨根究底的习惯,这会使你自动地进行有效的学习,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正是在此。
第二,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
“格物致知”,决不能脱离实际。很多经验,乃至智慧,需要通过实践去发掘,需要经过挫折和反复才能被心领神会,否则很容易就会变成故事中老者说的“务玄误国”之流。
每个人生活中所遭遇,就是全人类的基本问题,离开这些问题,就算不得真正的“格物致知”。事实上,一个人如果能够通过读书、见闻、经历、思考、顿悟等种种,把如何对待工作,如何解决困难,如何对待同事和家人、朋友,如何对待自己,等种种常见情形搞清楚,就算是极有效地“格物致知”了。正如王阳明所说,“行之明觉精察处即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行”,如此知行合一,方为真正的“格物致知”之道。
第三,自我完善的修行之道
正如丁肇中先生指王阳明格竹是“在探讨内心的自己”,“格物”的最高成就也正是在于自知,在于从中获得自我的突破与成长。
中国人的格物总是与道德相关的,中国人的格物之道,更多在拿某些东西与我们的内心参证。在儒学的知识体系里,“格物致知”的下一步就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所以,中国人常说,“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以天道见人道。所以,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就是以松柏之耐寒见人之傲骨。但这种格物法,必要一种契机,必要人把自己一生荣辱经历和天地自然相合,才能真正怦然心动,从而悟得那么一点道理。也正因此,王阳明少年格竹,一无所得,到了中年困居,却能一举悟道。他悟得的就是这种自我突破的修行之道。
这并不容易,人类天生对于认识自己和突破自己有着非同一般的知见障。我们经常说只是“知道”并不足够,还需要去悟、去行、去把这东西变成你自己的,也就是完成知道、悟道、行道、合道、得道的一整个过程,或者最少完成一次自我突破,才算是完整。但是,一旦我们真的去做,所有性格上的缺陷、那些源于我们自己的的碍难总是不断跳出来搞破坏。所以,我们经常说突破,突破谁?突破你自己。我们经常说创新,创谁的新?创你自己的新。改变旧习惯、改造旧思维,形成新习惯、形成新思维,人格长高长大,终生成长,很充实,也很快乐,其中获得的是一种根本性力量、根本性快乐,这就是中国人的“格物致知”。在这之后,与你相关的一切,自然也会相应改变。所以,最后的最后,你改变的,是你的整个世界。
第四,管理致知,在于格物
回到管理上,西方人重物性,“理”即物的本性,即事物发展规律。凡事必须“循理”而为方能成功,包括管理。所以,西方管理管的是事。中国人重人性,“理”即天理良知,即人情练达之道。凡事必须不违“情理”方能成功,同样包括管理。所以,中国管理管的是人。这也正是故事中阳明“心学”与老者“格物”之道的最大不同。
当前的管理也多遵循“格物”之道,更多是尽取两家之长。格物者,思考推究之谓也。只有反复思考推究,才能明了“物之本末,事之始终”,才谈得上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管理者的“格物致知”,在两个层面:熟通人性,创造一种万众一心的氛围,使人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通明事理,从纭复杂的事象中抽丝剥茧、看到事物的本质和究竟,从而不断地发现更好的发展和生存之道。《孙子兵法》中提到“择人任势”,是很精辟的总结。管理者熟通人性是为了在恰当的时候选择恰当的人,通明事理是为了因势利导,掌握住全局。故此,能格物致知者,必擅长于择人任势;不长于择人任势者,必难于格物致知。
用更中国式的说法,管理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精神教练,他不是简单地要求部下完成任务了事,而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一种精神的传递,达到一种无声的教化。这也是“格物致知”的另一重体现,更是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一个公司是产出社会精英还是社会垃圾,关键就在于管理者自身的境界和格局有多么大,他建立并保持着一种什么样的氛围,并传递给下属的是知识、是经验,还是智慧。这也是中国式管理很多时候无法被工具化、科学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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