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中汲取营养——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从历史中汲取营养——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听说过著名华人学者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却一直没有机会慢慢品读此书。最近读完本书之后，被书中内容深深震撼：明朝的财政体制、万历皇帝展现出来的纠结与矛盾、张居正身前身后忠奸不一的评价、申时行充满传统儒家味道的处政方式等等，让我感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第一，要有大历史观。

要把事情放到一个长期的背景下看，不要单纯着眼当下。《万历十五年》看似只是着墨于某一个时间节点来描绘历史故事，但叙事细致而不累赘，结论看远不顾近，站在整个明朝或者是中国近代史的角度来回顾历史的影响。正如黄仁宇在结尾处所说：“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准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

大历史观的视角不仅仅是适用于某一时间段的历史事件分析，也可以归纳总结出事件背后的内涵。比如，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阶段均是类似的社会结构？为什么上层建筑与下层机构之间均依靠尊卑男女长幼的儒家传统道德联系，而在技术、法制等方面严重脱节呢？为什么明朝的问题可以向后倒推到其他各朝都有类似的存在？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决定了中国的封建社会阶段都是小农经济国家，其国家统治、军事力量、社会制度等等都是从“以农立国”的根本上延伸出来，难以通过局部改造实现质的飞跃。这种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内难以看清，而是要在长时间段内才可能总结归纳出来。

第二，实事求是。

很多老一辈的明史研究者几乎有“税重民穷”的说法，有的将此观点解释成“明朝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作者坚持“结论从材料中来”的观点，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通过不断对比分析才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

很多寻常知识不见得就是正确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对历史如此，对工作、生活更是如此，要踏实。

第三，做现实主义的理想家。

王健林提出“小目标”说法后，网络上有很多调侃之言。平心而论，其实他说得很现实，立足当下，不忘初心，向现实“妥协”，先完成一个个“小目标”，一步步走向“梦想”，这是一条实用主义者的道路。

张居正是这么走的，戚继光也是这么走的。他们知道，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都只能在社会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将自己的设想和才华发挥到最大。

他们都知道当下的制度不合理，都明白重振山河需要大魄力，也耐得下心一步步往目标走去，历尽磨难而不悔。

他们一直没忘记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不管是在巅峰时刻还是落魄的时候。环境的不同只是意味着方法和思路各异而已。与太监沆瀣一气、培养私人势力、贪污受贿……这些事情绝对不是光明磊落的，却是最能帮助他们实现目标的。他们眼中没有对错，只有适合与不适合。

在可能的范围内，他们虽无法尽善尽美，却已经做到最大的成绩。这是他们被时代束缚的悲哀，也是实现梦想最大的成功。

第四，不断成长。

成长有很多种方式，但如果你拒绝进步，那就谁都帮不到你了。

书中有个例子我很是赞同。我们小时候读历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见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朝廷抱着老祖宗规矩不肯放，不愿意走出原有的舒适区去追求进步。以明朝万历朝为例，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眈，这就不奇怪为什么“师夷长技”难以达到“制夷”的目的了。

最后，铭记历史。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盲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