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有感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这是作者用英文写原书的时候的书名,意思是“无关紧要的1587年”。但在书里,作者详尽的叙述了这个在历史上看似无关轻重的大明王朝万历十五年所发生的一些主要的人和事,悉心分析,娓娓道来,在讲人讲事的时候又并不仅仅局限在这一年里,而是将目光放远,叙述种种相关的纪事。最终,也将整个1587年不再看作孤立,而是将其置于整个中国的大历史之中。借这一些往事来引起更久远的思考,呈现出特有的“大历史观”视角。在附录中,作者也亲自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详尽的解释。
这是一本久仰大名的史学著作。易中天评说,原来历史还可以这么写。
作者用一种平实的语言,以万历十五年(1587年)为标尺,前后叙述明王朝发生的种种故事和人物。这些事情波澜不惊,完完全全的是一段段历史中的碎片。
本书用历史的评述,将这些碎片连接起来,将明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展现在我的面前。作者开篇也说,万历十五年也是最普通不过的一年,在没读这本书之前,我以为万历十五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可以让黄老先生为它整整撰写了247000字。
正如我刚开始读的时候,因为都是一些历史碎片,断断续续读了半年才读完。这才发现,虽然是一件件的琐碎事,但它不但反应了明朝的问题,还反应了整个封建制度、封建王朝的问题。
在西方摆脱中世纪的阴影,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前端之时,在一个明朝极普通的年份,却预示出了王朝的衰落。正如书中提到的“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他发展的尽头。”(《万历十五年》,P300,中华书局,2016年出版)。
这是很值得思考的事情。
1583年万历皇帝出的殿试题目:“为什么统治者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这原因,是在于统治者缺乏仁民爱物的精神,还是在于统治者优柔寡断?”题目自拟,文章形式唯一,只能写八股文。不知读者看到这个题目有何感想,我倒是觉得这皇帝挺可怜的。一是一国之君满朝百官不问,偏要去问几个参加殿试的学生。朝廷上下竟然找不出一位可以看清事情本质的人;二是正如万历所说,他的优柔寡断和缺乏仁爱,这两点造成万历皇帝即不像尧舜禹那样爱民,也不像朱元璋朱棣那样强势;三是腐化的根本在今天,人人都能猜的一二,那时人也应该心理门清,只是不说破而已,只有皇帝一人蒙在鼓里。
通读整本书,我整理出一条线索:1583年前皇帝勤奋好学、励精图治;1586年后皇帝停止早朝和经筵,终日饮酒娱乐。起初,张居正担任小皇帝的教育事务,每天的功课有三项:经书、书法、历史。冯保负责将小皇帝的情况通报慈圣太后,慈圣太后教子严格,稍有不慎便会罚跪不起。在这严厉的监督下,万历皇帝的学习不断取得进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勤勉诚恳地处理政务和待人接物。这就是皇帝自己所说的“励精图治”。但是后来为什么变了呢?我想是因为皇帝知道了最信任的两个人的背叛开始,一个是张居正,一个是冯保。1580年张居正去世,张居正生前的政敌开始抨击张冯一派。“居正既没,言官攻击不已。”(《明史讲义》,P226,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流言蜚语,众口铄金,万历皇帝经不起舆论的压力,他从高拱的《病榻遗言》中获知了张、冯两人的可恶。“(张)接收贿赂,生活奢侈,安插不胜任的党羽居要职,滥用权力,勾结太监冯保,压制舆论,蒙蔽皇帝,并且甚至试图篡夺皇位。”(《剑桥中国明代史》,P57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先查办了冯保,又不忍的抄了张居正的家。这里的叛变并不是思想的叛变,而是从张冯两家抄出的大量财富,与皇帝认知的清廉形成对比。更何况万历是个穷皇帝,打赏宫女没钱只能记账,赏赐皇弟也是囊中羞涩。万历皇帝心是拔凉拔凉的,最信任的人竟然偷偷摸摸存了这么多钱,心底的防线一下瓦解了。看破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终日留恋于酒色。
万历皇帝不早朝还有个原因,那就是立太子的问题。群臣想沿袭古制,立长子为太子。而万历这个拧巴人,确偏偏想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按理说万历皇帝可是老大,想怎么就怎么样,可是群臣搬出了伦理道德那一套,让万历又哑口无言。万历本着“清净”的想法,摆出了“拖字诀”。你们急就急,反正我无所谓,看谁先沉不住气。我装病不早朝,看你们拿我怎么办。就这样,万历开始了不上朝的日子。“心灰意懒之余,万历皇帝开始在宫中和闷酒、生闷气,逮着宦官、宫女犯错,轻则厉声训斥,重则棍棒相加。”(《万历兴亡录》,P109,商务印书馆,2011年出版)。细细回想。除去万历的地位,万历和我们普通人的品性无异。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在受到打击之后萎靡不振,一天天混日子是正常的,只是万历的地位让他的问题在历史中更加突出,也让很多看不到他遭遇的人唾弃。
文中写申时行的章节,我认为是本书第二好的文字。如果说,张居正爱自己的政治梦想,冯保爱财,万历爱张居正和冯保。那么申时行却是爱着万历,一心唤醒皇帝低迷的精神,一心为了皇帝的江山社稷。申时行是经筵总负责人,但是1586年23岁的皇帝降下谕旨,头晕脑胀停止早朝和经筵,12个月后,头晕脑胀复发。接着试马伤额不想让廷臣看见。足部弃养无法行走。申时行写诗责备自己的无能:“王师未奏康居捷,农扈谁占大有年?衮职自惭无村补,惟应投老赋归田!”可见自己对皇帝不理朝政的无奈。牢骚发完以后仍然抖擞精神,继续执行他的首辅职责。他深知官场的各种问题症结所在,作者的分析也是申时行的分析,我觉得很精彩,也能找出万历殿试问题的答案。申时行虽然承认了现实,但是又不能放弃理想。从这一章节,我们可以从文中提取很多有用的内容。一是,当一个人满腔热血的想励精图治的时候,可是现实环境,总是与自己的想法违背,很多人因不得志而丧失信心。申时行却给我们一个新的思路。分析根源,分析环境,找到一条折中的办法,满足各阶层最低的需求,做一个社会的中和剂,这也算是曲线救国。二是,本书的一个重点。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浪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种各样的礼仪,并让全国上下的人学习礼仪,有时候我便觉得荒唐至极,比如每一年皇帝要进行的“春耕”。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习礼?我们花费时间精力,就是为了短短几分钟的礼仪形式。可是这是为什么呢?儒教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扎根很深。中国的历代的统治形式,均是一个皇帝说了算,其他人负责执行。为什么这么老实的听话执行?是因为儒教传达的就是等级间的忠孝。我是皇帝,你就要效忠,不能忤逆。我是你爸,你就要听我的,这是孝,不能顶嘴。这是儒学说的天理。一种思想在一个时代流行,就是因为迎合了统治者的意愿因此得到政权的许可。皇帝因为“礼仪”得以君临天下,具有最高权威。为什么皇帝不宣扬自由思想。是因为,自由思想泛滥,就意味着相反的思想就会反抗皇帝一人的统治。从历史看无论朝代如何替换,始终离不开儒学的教育。而儒学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礼,简单的说,见到皇帝要鞠躬,拜祭祖先要下跪。说大一点,每逢过年要放鞭炮,每逢端午要吃粽子。这些都是礼。这些礼的形式如果不在思想中加强认可。就面临一个危险的境地。想想过年,放鞭炮的少了,还有没有年味,还有没有对“过年”的重视和尊重。有些人说,不能太形式主义,我们心里记得这份尊重就可以。我认为不然,“礼”是社会运行的一种规范和规则,任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既定的规则,因此“礼”作为社会的一种规范就必须得到遵循,一个偌大的国家,人口众多,气候多样,地域宽广。唯有加强礼的形式,使这种形式深入人心,加强内心对“仁”的理解。这才便于国家的和谐发展。任何问题都有解决办法,学习孔子思想,加强礼的学习,重视礼的形式。这才是我们教育的重点。我这是个人不成熟的想法。
我认为本书的重点并不在正文,而是文末作者的“大历史观”的表述。我们很多人生而不自知,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该有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品质?走什么样的道路。荣华富贵不敢说,人们活着主要还是为了生存。希望能通过某些性格和品质,能找到一条适应当下的生存之道,满足自己利益或者精神上的满足。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可不可以在当下做一个好人,我不知道如何去做,我不知道我选择的生存之道是否能适应社会。那就看看历史,历史是发展着的,也是循环着的,这是历史最大的特点,所以才有了学习历史的意义。叙往事而思来者,历史无论古今,虽然科技、财富、环境略有差距,但是人心都是一样的。好人在好人的社会默默无闻,坏人在好人的社会遗臭万年。坏人在坏人的社会蛇鼠一窝,好人在坏人的社会举步维艰。如果你认为现在是一个光明的社会,也就是好人占多数的社会。你查阅一下历史,在历史的某一点,找到与现在时代环境相似的点,总能找到一个与自己性格和品质类似的人,看看他一生中的通过自己的品性,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他的结局是什么。人生短短几十年,每人都会有个最大的梦想,我想当个有钱人,那就看看历史,你可以学冯保,贪污受贿;你可以学沈万三,贸易致富。模仿是通往智慧的简单路径。如何模仿主要看个人如何选择。品质不随历史更迭而变化,只会根据现实环境而取舍。
通过《万历十五年》我也产生了疑惑,这疑惑并不是刚刚产生,而是很早之前就有的疑问。历史真真假假谁也说不清,历史大多是胜利者书写的,真实性要大打折扣,张居正一死,高拱就编写《病榻遗言》历数张居正和冯保的罪行。若读者唯一读过的史书就是这本书,那么他的对张居正就持否定的态度。历史就是这样,活人已逝,唯留下史书,靠后人评说,真真假假无从知晓。历史既然不分对错,何以学习?何以借鉴?我们借鉴历史,是以历史真实可靠而言,历史以正史为准还是以野史为准?史官是否公正?百姓是否坦诚?我能想到的理由,就是从历史故事中提炼品性的重要性。学历史学的不单单是具体的事件、孤立的人物,而是从事件中得出的启发,从人物中提出品性,“以史为鉴”。不论是司马光砸缸,还是司牛光砸缸,主要传到的是智慧。证明智慧是时代所需要的。高拱历数张冯种种恶行,以至于张冯二人得到惩罚,意在说明恶行是时代不允许的。史书所表明的品质,是为了国家服务还是为个人服务,无法得知,个人猜测更多的是为了国家政权的稳定发展。这也正回应了我刚才的说法,历史只有品性能不分朝代的保存下来。历史故事也就没必要要求这么严格,也不要追问到底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我们必将成为历史,真真假假无需较真。
( 《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1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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