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於城濮,召咎犯而问曰：“楚众我寡,柰何而可?”咎
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於文,繁战之君,不足於诈.君亦诈之而已.”
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
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文公用
咎犯之言,而败楚人於城濮.反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
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
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
翻译
当初晋文公准备和楚军在城濮作战,召来舅犯询问说：“我准备和楚军作战,敌众我寡,怎么办?”舅犯说：“我听说,讲究礼仪的君王,不嫌忠信多；战场上兵戎相见.不嫌欺诈多.您还是使用欺诈手段罢了.”文公辞退舅犯,又召来雍季问道：“我准备和楚军作战,敌众我寡,怎么办?”雍季回答说：“焚烧树林来打猎,能暂且多猎取些野兽,以后必定再猎不到野兽；用欺诈的手段对待民众,暂且能得到一时的利益,以后民众就不会再上当了.”文公说：“好.”辞退了雍季.文公用舅犯的谋略和楚军作战,结果打败了敌人.回来后用封爵行赏,先赏雍季而后赏舅犯.群臣说：“城濮的胜仗,靠的是舅犯的计谋.采用了他的计谋,却把他摆在后面,行吗?”文公说：“这不是你们能理解的.舅犯的主张是权宜之计,雍季的主张才是符合长远利益的.”孔子听到后说：“晋文公称霸是完全应该的啊!他既懂得权宜之计,又懂得长远利益.”摘自《吕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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