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文化，余秋雨曾直接指出，其弊病：创新意识淡薄。如《四库全书》，是乾隆时期纪晓岚主持编纂，可谓前无古人的浩大文化工程。可就在编书的九年中，瓦特改良了蒸汽机，热气球完成载人旅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也都横空出世。同样聪明的头脑，同样渊博的知识，我们在回望过去，别人在探索未来。
如今的国学热，将所谓的国学讲堂，比赛加在一起，也不过四库全书的冰山一角，千百年前的读书人纵然经书烂熟，绝可谓冠于今世，但又何用？不忘本根，着眼当下，放眼未来，综合分析中华文化的特点，结合新的时代精神，才有可能实现传统的创新发展。
中国人熟悉于一种无争议状态，一旦有争议心中的眉头就存疑，这是一种与创新精神绝不相容的状态。但当然不必追究先人的创新精神，在古代创新能力并不决定文明的实力，养生式的“神龟”原则可能更适于延续。可到如今，一切民族，又必须以创新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然有人担心矫枉过正，但莫忘，对于源头最好的孝顺，便是滔滔不绝的水流。一群失去了现代活力的子孙，连祭拜祖先的台阶都爬不上。
《易传》中讲：“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朱熹对新注释为“革其旧，去其旧染之污”。从这些传统经典中不难看出“新”包含两个意思：一是自新，也就是自我觉醒；二是新他，即强调教化与学习。
可见，中华文化之新，首先应从自我心理习惯入手。前面说到，中国习惯“无争议”，与之相对，当是要习惯一种有争议的状态。先是不迷信传统惯例，中国历代都首倡崇古诵经，明清之际尤甚。当然也有只在乎游历与创造的，其中当首推唐代。唐代文艺更多随兴自由，科举尚可“行卷”，而中国文学的高峰也正是出在了如此的随兴中。反观当下，学术过分政治化，迷信权威，虽是老生常谈，但无疑不阻碍着“争议”、创新的发展。余秋雨曾言：“若是白发成了评判资格，那么，中国学术也将是满头白发”。
其次是对传统文化的学习，这其中，首先应注意“述”与“作”的关系。“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是传旧，“作”才是始创。孔子当年对周礼的述，是对社会礼坏乐崩的纠正，而后一代代的学者，孟子，荀子，北宋五子，陆王，都是依据身处的时代特征，对前人的述而后作。梁启超对于传统，用到“淬厉”一词，认为濯之拭之，锻之炼之，才能发其光，成其体。因此，在当下，分析时代，有所取舍，不断赋予中华文化新的时代精神，不断补充发展，正是中华文化在二十一世纪新的“的“述”与“作”。
其次，是“文”与“质”的结合。“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虽本指人的道德修养，但对文化传承，也不失为有益的指导。中国文化，自先秦以来的各家争鸣，从孔孟到康梁的各位大家，及中国传统的释道儒三家并进，都提供了丰富的“文”。更重要的是“质”，即内容实质。自古的三家大师，无一不是审时度势，丰富创新，绝不局限在一家。无论“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都不会抱残守缺，而是加强融汇，彼此贯通。也正是这些，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内涵。因此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其关键一点在“文”与“质”的辩证统一，割裂生活的阳春白雪，形式主义的金玉其表，皆不可取。二者不可偏废，兼而有之，方能推动中华文化这辆历史的巨车走上新途。
“周岁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文化绝不是死僵的传统，而是日新又新的蓬勃生命。从“自省”出发，于“他新”落脚，牢记传统，不忘当下，放眼未来，中华文化必然焕发出超越过去的蓬勃生机。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