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少时对两样东西甚是感兴趣。

01

我年少时对两样东西甚是感兴趣。

一个是从外婆传到母亲的女红包，内有各色彩线一团，未拆彩线三五支，绣了一半的白底喜鹊图一片，蜂蜡两团，黄铜顶针两只，绣花针一包，每每看到都会来回翻几次，翻的是什么，自己也说不明白，总觉得很有看头。

女红包是母亲出嫁时外婆塞在箱子里一同带到父亲家里的。

彝族有“不长树的山不算山，不会绣花的女子不算彝家女”的说法。母亲是汉族姑娘，本没有这样的讲究，不过父亲是彝族小伙。母亲出嫁前，外婆买了女红包，裁了布片，裱了白底，画了图案，穿针引线，做了绣片。

操心着一家子上上下下十几口人的吃饭，里里外外牲畜的吃食，绣片做的断断续续。菜园子里急需翻动的菜地，房梁上急需播种下的种子，田地里黄的不等人的麦子总是在不停的跟绣片抢着时间，临至出嫁，绣片没完成，外婆索性收拾装入袋子，再装到彩礼箱里，说着。

“出嫁了不比在家里，会做的要做，不会做的要学。”

我来回看着那个尚未完成的绣片，始终猜不出是用来做什么的。看形状，好像是头片，又好像是腰带上的摆尾。问母亲，她也说不太清楚。

母亲做了一手好针线，不过刺绣的功夫是远不及外婆的，也比不上很多彝家女。奶奶看着绣片，指点过母亲几次，说着尚未绣完的部分应该是花朵，又或者是另一只喜鹊，形状大概如何，针法如何走……母亲还是没有动过一针。

她买来印着卡通人物的红色灯芯绒，摸索着裁剪，再用缝纫机打成搭衬衣的外褂，缝上漂亮的纽扣，穿在我们身上甚是引人注目。叔叔家生宝宝了，她就买枣红色绸布，给小孩子做虎头鞋，虎头去掉了，一边绣上一个金色的字，合起来就是“吉宝”。

母亲的针线活，里外无可挑剔。花布鞋、千层底，缝补、换拉链样样精通。唯独刺绣，鲜少做起，甚至不做。那只装着各种彩线的女红包就安安静静、稳稳妥妥的放在了三门柜里。时常去翻动，但不曾走一针。

02

一个是放在木板床下的木匣子。

木匣子放在床底下靠墙一边，箱子四周涂成黄色，时间长了，油漆开始脱落，锁把上略有锈迹，锁盒上是时常触碰后的油亮光。

箱子是庄稼人家里很普遍但又很重要的一件“家具”。每一个出嫁的女孩子，陪嫁的嫁妆里边一定有箱子。我母亲进我父亲家门时，嫁妆里就包括两只皮箱，尽管这两只皮箱是我父亲买的。

说是皮箱，实际上也只是在箱子的八个角以及手把处用了皮料，其余部分均是布的。

新买的发卡、扎头线放皮箱里，没拆封的袜子、新买的棉线放皮箱里，记账小本放皮箱里，装纽扣的盒子放皮箱里……箱子放在床头的桌子上，同城里人的床头柜一般功效，只是庄稼人的箱子装的东西与城里人不同。

床底下的木箱子就不一样了，既不是嫁妆，也没有充当床头柜的角色。在床底下黑暗的角落里，若不是趴在地上找那双放牛穿的布鞋，还未曾发现发现床底下还有一只箱子。

箱子与民国时期穿着长衫、带着粘毛帽走上渡轮的男人们提着的箱子一般大小，形状同为方形，侧面有手把，可提。电影里多半是深色加上好木材制作，我家里那只是鲜艳的黄色，普通木料。

我头一次打开时，它被平放在客房的床上，里面装了满满一整箱书。故事会、长江文艺（杂志）、《玉娇龙》（1985出版）、《春雪瓶》（聂云岚著）、常见病的医学书、常用中草药集，小儿突发症集……记住了这些大的类别以及印象深刻的两本小说，若要一一细数，就报不上准确的书名了。

箱子原本是放在隐蔽的角落上锁，后来之所以得以打开，并看到里面的内容，都是因为一次搬家，那些家里用得到的家具都已搬走，这只木箱似乎与新的住所不太匹配，又或者太占空间，最终只是带走了放在里边的几个重要文件，箱子及剩下的书本则随意放在了客房。

书是父亲的，母亲也看。源于对书本的热爱，又耿耿于怀未曾完成的学业，它就像内心深处一个未解之结，深深的藏在了最深处，最隐秘的地方。

生活中的争吵、打闹、柴米油盐、东奔西走、颠沛流离，心结沉在了最深的地方，掩盖的是昨天的忙碌，今天的焦虑，明天的打算，未解也无解。耿耿于怀的东西，终被磨平，丢下一句“小孩子什么都不懂”，之后摔瓢离去。

我来回翻看了那些故事性较强的文字，读三次还是读不下去的小说，至今没记住书名。那些熟知的中草药，仔细对照认识，能识别的病症，看了对症所下的药。

野百合的根呈深泽色，味苦，所有人都说有毒时，只有我母亲挖了回来加冰糖煮了治咳嗽。没中毒，咳嗽好了不少。

年少时的喜欢是纯粹的喜欢，长大后的思念是长长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