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牟先生又问，它们如此不同，到底怎么样才能汇通呢？牟先生在这里其实是一句话一笔带过了，没有多说。其实呢，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大致知道，没别的办法，你只能在你自己原有的维度上增加一个维度。如果你生活在一维空间，你就理解不了二维空间的事。如果你的脑子被全部的儒家思想所刻画，然后你对道，对佛，对基督教，对印度教，对犹太教，对伊斯兰教，对整个人类其它的文明形态一无所知，那你谈什么汇通呢？打个比方说，生长在一维空间里面的一只蚂蚁，它沿着一条路（一条直线）往前走，中间如果有了一个大坑，这只蚂蚁会怎么办？那只能等死啊，还能怎么办？你绕一下不就行了吗？有一个坑，我往左往右绕一下，不就行了吗？我往下爬，再往上爬，不就出来了吗？但是，这已经到了几维空间了？你能左右绕，你就到了二维空间；你能左右绕，你还能上下绕，你就进入三维空间了。它只活在一维空间里面，它绕什么绕，它就等死好了。这个基本上就是同样的道理。
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包括我们今天大陆好多好多人在谈国学，他们谈国学的时候，就只是再谈读经运动，只能背呀背呀，背得要死要活、天昏地暗。本来活泼可爱的小孩子几乎活活给背傻了！为什么背那么多所谓的经典，孩子们反而变傻了？我假期接待了一个家长，从中原一个大城市过来，她遇到一个大麻烦，她必须把她孩子从一个读经班里面弄出来，为什么？她觉得她孩子已经有问题了，跟正常孩子整个的精神状态、生命状态都不一样了！她如果再不把他弄出来的话，就傻掉了，非常可怕的！那些搞读经运动人啊，从我们教育者的角度来讲，不知道有多么愚蠢！教育怎么能这么干呢？但是，在他们的逻辑里面，响应我们党，我们政府的伟大号召，对不对？不是要重视传统文化吗？你不是要民族伟大复兴、文化复兴吗？你看我们现在多么重视传统文化！他们活在自己的“仅仅活在一维空间”中的例子。他在他自己的那个维度当中来理解他做的那点事儿，他怎么与外部世界互通呢？肯定汇通不了。
大陆现在有好几个很牛气的哲学家，他们对牟先生批得很凶。我的视野非常有限，但是在我有限的视野里面，我觉得牟先生对中国哲学，或者说对中国国学的贡献很大，其实今天很多人，特别是大陆人几乎没有看到他的价值。他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在传统文化、在中国国学这个维度上增加了一个西哲的维度。他在理解了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等西哲的基础之上，用西哲作为思维工具，重新疏理我们的国学，我们的儒学，我们的老庄学，我们的佛学。没有人做他这样的笨功夫。有些人一辈子都在某一个小小小小的领域里面（不用讲整个中西方哲学的历史长河了）折腾折腾，他就够吃够喝够耍啦。
北大的一个教授，原来对我的影响很大，叫张祥龙。因为我最早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我就发现我们国家居然有一个人读海德格尔读得那么好，于是就把他所有的书全都买回来读。后有一次，张老师正好要开一个电视大讲堂，要招募观众，我居然报名了，跟粉丝没啥两样。但是，观众做完了之后呢，我就意识到，我必须要从那个领域跳出来了。张老师用海德格尔哲学——就是存在主义哲学，去疏通中国的国学，那也是非常迷人的，你可以在里面潜心读一年甚至更长时间，你肯定不会觉得困顿和乏味。但到最后，他在谈儒家时，他希望在中国山东或者另外什么地方，要搞一块庄园，全面恢复2500年前的儒家习俗，也就是以儒家文化为基本形态的部落生活。我一听就觉得不太靠谱，这不就是复古嘛！张老师自己几乎不用手机，他跟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仿佛就是隔绝的。他还说，在今天，儒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以宗教的形式恢复儒教传统，有它特别特别重要的意义……张老师是北大哲学系的教授，真的很牛，但是，我自己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告诉我，复兴中国文化不应该是这个方向，这么搞早晚会搞死的！不管你讲什么样的原因，当你把儒家以“儒教”的方式来恢复的时候，就肯定偏离原初儒家思想有点远了，对不对？用一个错误的方法，错误的路径，试图抵达到某种理想的结果，不管你把它说得多重要甚至多伟大，我都觉得这个事儿值得商榷。
所以，牟先生的贡献就在于，他在中国哲学或中国国学这样一个维度上增加了一个维度。他看中国历史呢，也是增加了一个维度。当它增加了一个维度之后呢，他才可以看这两个问题能不能汇通。你若只是在一条道里面一直走到黑，那汇通个啥呢？那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当然，牟先生最后说的非常概括，一句话就带过了，他只是说有这种汇通的可能性。那么这种可能性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在我看来，就是必须要增加一个维度。
这跟我们当老师的道理基本上是一样。比如说，为什么北大数学系的教授，不一定能做得了一个幼儿园的数学老师？道理就在这儿。你只有一个客观数学知识系统的维度，那你能做好孩子的教育吗？肯定做不好。也就是说，你也许能解决哥德巴赫猜想，你也许能证明数学史上的重大难题，或者你能在数学这个纯粹知识领域有新的发明、新的贡献，但是你不一定做得了中小学数学教师。你要想当老师的话，你就必须增加一个维度——了解儿童的生命，了解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我上次跟一位国内知名大学数学系的教授聊天，他给我讲的，他曾经在一所中学带孩子们学习《几何原本》；我说这当然没问题啊，肯定是好事，但是，你怎么开这个《几何原本》呢？你是个数学家，你若想要做一个数学老师，你就必须增加一个维度，这个维度就是儿童的生命以及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你想发展儿童，你就必须先理解儿童；你想帮助儿童发展得比较好，你就必须先懂他的生命发展规律、认知的规律、道德人格发展规律等。你至少要一点一点地去弄懂它，你才能把教育做好。我们在座的老师，不管是哪个学科，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这就是我为什么经常说：要将我们所教学科这个客观的知识系统进行一个主观化的处理和再创造。
主观化的处理和再创造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真正站在历史的维度，有一个历史发生学的视角，就像牟先生这里讲的，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和这个学科的发生、发展融为一体，深刻地领会这个学科的观念系统的发生发展历程。主观的融入它，而不只是客观的旁观它，更不是只是把它当做一个练习题去解一解、练一练，就像那么多的考试工厂、流水线，天天在那盲目地做题、做题、做题，跟自己的生命毫无关系。就做一堆题，有什么意义呢？考完试之后，最通俗的老百姓说法，全部还给老师，还给学校——其实他谁都没还，他本来就不曾真正拥有过，他还什么呢！
主观化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个体发生学。你必须把你的学科的发生发展的规律和孩子们生命的发生发展规律深刻地联系在一起，去思考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才可以更好地促进儿童在你的这个学科领域获得更好的发展。这些看似客观的知识必须要经历这一步主观化的处理，而这个主观化的处理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教师之为教师的大创造、大发明，使教师具备教师的专业性的突出的体现——专业性就是不可替代性，除非我们把以上两个方面都落实了，否则，我们怎么能说我们的职业具有不可替代性呢？！一个再好的妈妈，她替代不了我，一个再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替代不了一个历史老师，一个地理学家替代不了一个地理老师！
我们国家当前的基础教育确实有些令人深感不安的乱象。说实话，在一些发达地区，包括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工资并不低，说实话，我有时候甚至想，与有些行业的劳动者相比，我们配拿这么多工资吗？一天到晚也就是个知识搬运工，稀里糊涂地陷在各种琐碎的事务之中，工资却年年上涨！国家经济形势其实并不好，对不对？我上一次听我原来一个同事讲，他们现在随随便便一个月都能拿1万多块，她跑到这边来说她无法忍受目前的工作环境和状态，她想要加入我们的战队。我说好啊，那你来看看。没过多久，她对我说：“我实在忍受不了，你们工作如此辛苦，且对品质要求如此之高，而你们的工资实在太低了！”我说：“能理解，你走吧。”现在有些网红，天天喊：老师地位低下啦，老师怎么受到歧视啦，老师不受社会重视啦，丧失惩诫权的老师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啦……往往一呼百应。这种只看现象不关心本质的呐喊，真能建设性地解决教育的本质问题吗？我看未必。
牟先生最后这句话，对我们的启发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要想融会贯通，你就必须在原来的层面，在原来的空间里面增加一个维度。是一维的，你要变成二维；二维呢，你要变成三维；三维呢，你要增加一个四维。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若是个学科老师，你就要在原来客观化的学科本体知识上增加一个教育学的维度，而真正的教育学又必须建立在心理学和哲学的基础之上。我们南明教育将来要靠什么生生不息呢？就要靠大家呀，永远靠我们几个老家伙肯定很快就玩不转了，要靠大家，而且只能靠大家，大家要有这种使命感！你说我希望将来能够做一个校长，这简直是太好啦！但是，你要想做校长的话，你就要在你本学科的维度上再增加一个维度：你是教研组长也好，你是级部主任或级部校长也罢，你必须再增加一个维度——了解一下别的学科课程开发与实施的规律，了解一下不同学科的操作逻辑；你可以不亲自参与创造它，但是你必须理解它，否则你怎么做校长呢？！我们现在派不出校长，不是说大家想做校长却没这个机会，而是很难派出一个合适的校长。有的时候大家去做校长，做得真是辛苦！他可能只是对自己的某一个学科有所了解，但是他对于相关学科和相关领域都缺乏必要的了解；他可能只是对小学这个学段有所了解，但他对中学还缺乏了解。所以，我是热切地盼望着你们树立大的使命感，一定要有这种使命，并做相应的努力，千万不要画地为牢。我们这个共读就很好，没有什么学科限制，看上去好像这跟历史老师有关，但是各个学科老师都来，大家自愿利用周末时间汇聚在一起，就是要打破限制自己思维、自己行走方式的一种壁垒、一种阻碍——在现有的生活空间中，增加一个维度。
这里需要我们处处把牟先生的精神史观，与唯物史观，或者偏向自然科学史观，做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很重要。过去唯物史观，当然有历史，它的历史就是：某年某月某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如何去证明真的发生了这个事儿？发生的这些事儿，站在今天这个时代来看，我们不是试图跟它接续，而是作为旁观者，看看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规律，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我们从中可以借鉴什么，可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等等等等。这种史观都是一种旁观者的史观，是一种偏向于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史观。他们是从类似于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历史，类似于从自然现象当中，总结自然规律的方式去总结所谓的历史规律。这样肯定会走向两个层面，就像我们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会走向两个层面——
要么就停留在前科学的阶段，完全凭借经验。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当然关于自然天象，关于天地万物，关于自然宇宙，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生活经验，把这些生活经验总结总结，分类分类，整理整理，那不就是科学吗？所以，亚里士多德，我们过去的教科书上讲了很多亚氏的错误，比如重的物体总是比轻的物体要先落地，等等。小时候，我就觉得亚里士多德怎么会这么蠢呢？后来我才知道，天哪，蠢的真的是我们自己！亚里士多德，那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只不过，人类在每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观察天地万物时，跟研究方法、研究工具，跟人类历史、人类精神、人类意识的发展水平等因素都密切相关。如果站在后人的角度耻笑前人，这才是真的愚蠢。但是无论如何，用今天的标准来判断，你可以把这个理解为前科学。西方的近现代科学从某种程度上就脱离了纯粹经验的阶段，有时甚至还是反经验的。因为经验一般会跟我们的感官有关系，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它会蒙蔽我们对某些规律的准确把握，所以科学要强调“实验与实践”。伴随着实验工具，千里眼、顺风耳，大到极大，小到极小，人类对宏观、微观世界的探索才会有一些新的进展，新的经验，这也许就是自然科学的“真相”。
那历史学呢？如果你沿用这样的思路也是一样的。一种就是偏向于经验，我们生活在自然世界之中，我们也生活在历史文化的世界之中，我们总是会受到历史文化的影响，那么这种历史文化当然会给予我们以经验，这种经验也会帮助我们，或者说呢，在无形当中塑造了我们的历史观。我刚才讲，小时候，你听不听评书啊？前两天有一位评书大家，单田芳老先生去世了。我基本上是没听过单先生的评书，那时候太穷，连听评书的工具都没有。但我看留言，好多人都说自己是听着单先生的评书长大的。就是这些历史文化，它以某种潜在的方式形塑了我们的历史经验，这是经验层面的。那么，试图把历史变成科学的那些所谓的文献派、考证派、考古派，等等，他们就类似于历史实验室的科学家——试图用科学实验的方式去证明某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发生了，证实或证伪一些事件或猜想。这就是倾向于科学层面的历史观。
牟先生的历史观肯定不是这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否定过去的那种历史观的价值。但是，至少从历史精神这个领域来讲，单纯地只用那种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肯定是不根本的。就像我们研究心理学一样的道理，我们不能说儿童的大脑是个黑匣子，它没法认知，它研究起来太困难了，然后我们就说它没有研究价值。历史到底应该研究什么的规律呢？应该研究历史精神，或者说研究意识——人类意识的发生发展规律。这是一个转向，根本性的转向。
那人的意识，你怎么研究？这就相当于行为主义心理学家问认知主义心理学家，问皮亚杰，问皮亚杰和维果斯基的方式。是啊，你该怎么研究呢？大脑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研究？这问题问得很根本啊。脑科学发展到今天，你能讲已经把人的大脑内部的认知规律、活动规律都认识得清清楚楚吗？远远没有。很多人讲，人类大脑——儿童大脑可能是宇宙中一切奥秘中的最后的奥秘。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把儿童大脑的规律研究清楚了，我们可能也就没有什么疑难问题与疑难杂症的。所以，研究人的大脑，对于认知心理学家来说，这个课题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对于牟先生来说当然也是一样的，他要研究人类意识发展的规律，研究人类精神现象的发展规律，那他该用什么招数呢？过去的经验有用吗？没用。洛阳铲儿有用吗？考古的方式有用吗？根本没用。这是新历史观下的历史研究的大难题。
但是，牟先生讲，历史意识、历史现象是可以研究的，它是有规律的。首先，历史意识有没有一个源头和起点？人类的文化有没有一个源头和起点？牟先生认为人类历史的开始断自观念形态的开始，现实的发展断自氏族社会。这就是划一个界——所有的学术都必须有界，牟先生也得划一个界。倘若你不划界的话，有人就会问：能不能研究黑猩猩呢？黑猩猩有没有意识呢？有人会继续问：倘若承认黑猩猩有意识，那你们家养的狗与猫，养的各种小宠物有没有意识呢？狗通人性呢，肯定有意识。狗有意识，那你要养一只蜥蜴呢？蜥蜴有没有意识呢？
一句话，你有兴趣可以去研究嘛，但是，这种没玩没了的追问，也有可能使得科学研究陷于虚无当中，无边无际的漫游之中，研究需要划一个界。所以，皮亚杰给自个的认知心理学研究划界：呱呱坠地的儿童，他不会涉及到胚胎学。一个受精卵在母亲的子宫当中，经历了怎样的神奇哦！从一个受精卵，居然创造出如此复杂和精确的呼吸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等，简直比上帝还精确，一步一步从一个血呼呼的肉团子，居然成了一个如此之精妙的小人，你说神不神奇啊？太神奇了。我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都会有一种战栗感，真的太神奇了，我对他一无所知，但我真的觉得它很神奇。但是，我知道，此生当中，我根本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或了解这个问题了。所以，做科学研究的人有时候必须要控制自己好奇心：一方面，如果没有好奇心，就不会有研究；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好奇心太大，你控制不住，或者不有意识地加以控制，那肯定啥也研究不了。世界是如此的神奇，滑着滑着，最后就可能陷入虚无当中。所以，一切研究都需要划界。
牟先生讲，我们研究的是意识领域的问题，是精神现象，不是生物之为生物的本能层面的问题，而一定是人之为人的人性层面的问题，动物谈什么文化和精神现象呢？所以，我们也需要划个界。
当我们聚焦人之为人的精神的问题、意识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时，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在哪儿立个界碑呢？三皇五帝？还有夏商周？这些前代圣王，他们的事迹到底是真是假呢？他们真的是如此光明吗？他们有没有黑暗的一面？这种思维的人就是我刚才说的，他们缺一个维度，他们就会在这个层面来去打滚，不能够聚焦自己到底想研究什么，他们习惯于在黑暗一片的泥沼里打滚！牟先生旗帜鲜明地顺着孔夫子也就是源初儒家的思路讲，我们的前代圣王，从尧舜禹下贯至夏商周，他们精神的核心观念就是“修德爱民”；华族文化的源头，就画到氏族社会，就从修德爱民开始讲。
为什么要从修德爱民开始讲呢？因为人类刚刚在漫长的进化当中，不知道多少年，也许几十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进化出与动物微有些不同的症状。我们读《人类简史》时，知道智人怎样去战胜尼安德特人，他们进化出所谓的“八卦”的能力，也就是讲故事的能力，用讲故事的方式把大家凝聚在一起，这才有了最初形成部落的能力。最初的部落，不用讲几十万年前，今天我们还有好多偏原始一点的部落，一旦好勇斗狠起来，就会发生把人当动物一样地肆意屠杀。我国历史上五胡乱华的时候，中原汉人只不过是两脚羊，蛮族行军打仗的时候不需要带军粮的，打到哪儿杀到哪儿，草原上吃四脚羊，行军打仗吃两脚羊！你讲历史的黑暗面，你讲得完吗？！
所以在远古时代，特别是在我们刚才讲的尧舜禹这个时代，氏族部落刚刚形成的时代，黑暗面可能更严重，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牟先生讲，历史要讲人类精神意识的发生发展史、发展规律，它讲的恰好不是人的动物性的一面，生物性的一面，而是人之为人的人性的那一面；历史不是在探讨人的本能的那一面，本能有什么规律！历史绝不应该探讨这个问题，而要探讨人之为人，从精神、意识发展的角度讲，人性之大本源于修德爱民。这个时候的氏族部落的领必须是会讲故事的人，会讲故事的人就得把大家凝聚在一起，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的人就必须是有崇高德性的人，他就必须爱他下面的每个人。他是不是真是这样？实然层面不一定，但是在应然这个层面，就应该这样，他不这样怎么凝聚人心、怎么发展？！所以，牟先生把修德爱民作为精神发展的一个起点、源头，立在这儿，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从修德爱民开始，到文武周公的时候制定礼乐，然后到春秋时开始堕落，礼崩乐坏。孔夫子讲其实不是礼坏了，乐坏了，而是人心坏了。然后，夫子创造性地提出了“仁”，儒学就是仁学。这就是从尧舜禹下贯到春秋战国这个时期，人类精神或者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意识的进化史、发生发展史。有些人总是批评说：这个想法肯定不对啊，历史那么黑暗，怎么可能一笔勾销？可是，谁说要购销呢，大家只不过是站在不同的层面讲话而已，有人在一维空间说话，有人在二维空间说话。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进入历史、理解历史，大家就可以清楚地知道牟先生在本书里想要表达什么了。
顺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牟先生接着讲修德爱民具体内容的展开。从最初的天序、天秩讲到天命、天讨，你就会发现好像这一切都跟天有关。我们团队共读过很多心理学了，按道理应该完全可以理解这一点了。人，生活在世界之中，我们所有的观念，不管是关于自然的观念，还是关于道德人心的观念，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外在，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内在，而是一个“内外交互”的结果。那么最初的氏族、部落在诞生的过程当中，整个外部自然世界是如此强大，它直接跟先民们的感官接触，触及到先民们的感官就势必引发了他们的思考。只不过，先民们最终把这个思考的点落在哪里。所以，最初像天秩、天秩、天命、天讨，这一切都是他们感受到天的秩序、天命。一旦违反天命，他们就知道，那是要接受天的惩罚的。
那么，古中国跟古希腊为什么会如此不同呢？这原因就很复杂了。是否存在一个绝对真实的原因也许根本无法考证。但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每个民族在最初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感官，所以跟外部世界接触的时候，都会感受到来自于上天的启示。但是，相对而言，我们是一个大陆国家，外部世界相对要稳定一点，而古希腊是一个海洋国家，他们在一开始就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变化是如此剧烈。世界的本源到底是什么，宇宙的本源到底是什么，中国古代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当然是有的，但是，它就没有一步步地独立出来，而是很快就从上天的启示一下子往下落，并真真切切地体悟到：天道下贯，以润吾心，从而成就了我们内在的那颗活泼的“仁心”，上天的创造之理，就落到我们这颗“仁心”的创造之上。
而古希腊就没有。古希腊从世界的本源是什么，也就是前苏格拉底时代，它有所谓的自然哲学盛行的时期，然后到了普罗泰格拉，再到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也有一个类似的转向。哲学一下子从天空落到大地，落到人身上，哲学也开始关注人，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但是，在古希腊三贤，特别是在苏格拉底这里，他在关注人的时候，一步就转到关注人的理性。比如说他在广场上跟自由民对话，包括《对话录》里所描述的那个跟小奴隶对话引入勾股定理的有趣场景，他其实都是在启发年轻人的理性思维——通过启发年轻人的理性，以获取正确的知识。要不要美德呢？当然要。但是什么是美德呢？知识就是美德。知识怎么来的？知识就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所以，发展人的美德，就成了发展人的理性。从苏格拉底这儿开始，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思路基本上一致的。亚氏是个大全，在他的学问里，可以找到一切近现代的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的源头。也就是说，古希腊的先哲们在特定的境遇中，开出的是所谓的智慧心，而中国的先哲们开出的却是“道德心”。
在漫长的中世纪，西哲们那颗人之为人的道德心，何以安放呢？他们不能不关注这个问题啊，因为不管你对自然世界多么感兴趣，人总是要组成社会，那你就得关注伦常，关注人何以在社会中立足的问题。漫长的中世纪，其实西哲们就是对古希腊文化和古希伯来文化进行孕育结合。最后，一直下贯到文艺复兴、理性启蒙，直到康德，才相当于是把人之为人的自由心，或说自由意志创造性的显现出来；与此相伴随着的，人之为人的道德心之问题，才再一次真正凸显出来。也就是说，智慧心一面，西方一直发展得很好，道德心到康德才真正的得以彰显。
这是西哲的一个路子，中哲的路子有何不同呢？刚才疏理的时候，大家已经基本清楚，中哲（特别是源初儒家）在先秦时代就一步就开出了道德心。儒家开道德心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忽视智慧心，因为他们也要生产、生活啊，就肯定会用到农业技术、生产技术啊，相应的，农业生产需得跟天时相契合，就必须观察天象、计算历法等等，这些都是技术，这也都需要智慧心。只不过，它是以德来统治智慧心，智慧心相对不独立，被道德心含蕴着。这是中国的传统。中哲一路走下来，在道德心这一面，一直发展得很好，我们的儒释道哲学，都是在关切这一面。因为智慧心没有独立，长期以来，它是受到某种层面的抑制的。智之所以为智，要成系统，需要靠逻辑，特别是形式逻辑，才能够条分缕析地把智的结果建立起来以成系统，也就是近现代西方的数学、逻辑学、自然科学。因为我们智的这一面一直没有独立，所以它就没有能够发展出逻辑来。逻辑没有获得发展，它就发展了所谓的“神智”，强调了智的“顿悟”的那一面——缺了逻辑的知解与清晰，“顿悟”往往会搞得神乎其神，如此以来，我们就更加难以开出近现代的所谓的科学与技术。就是说，中西哲在特定的历史境遇，源头上是相似的，要立人之为人的向上向善的心，但是因为境遇不同，它在顺利而下的过程中，道路和呈现的形态就必然有所不同。
那么，这种不同有没有汇通的可能呢？当然有！但这种汇通的前提是，你只有在真正理解了中西哲不同的路子，且能够把它统归到历史精神的发展发育的历程，在这样一个大的范畴之下，我们才可以谈二者汇通的可能性。前文讲，我们的历史在道德心一面浓墨重彩，但是智这一面发展得不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发展不了智的这一面。更不能说，要想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技术，要想发展我们智的这一面，就必须把我们传统的、关于道德性的那一面——我们的传统文化，像一盆子脏水一样彻底泼掉，像恶性毒瘤一样一刀子切掉，我们才能发展出科学与技术！这些讲法都是上世纪新文化运动的“黑暗面”，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接的这个时期，甚至包括整个二十世纪，我们的道路出了大问题：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东西彻底地革命、革掉，我们才能开出科学与技术，开出我们智的一面。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一心妄图走上这样一条所谓的“捷径”，必然是南辕北辙的歧路！因为科学技术不是人之为人最最根本的一面，人之为人最根本的一面必然是向上、向善之德性的这一面！人之为人的价值必须立得住，立得住这一面，才能真正开出智的一面，科学与技术的一面！人之为人的根本面丧失了、堕落了，哪怕你把科学与技术做得再高级，对人类而言就是真的福音吗？那可不一定，恰恰相反，它可能更加地把人类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待续）
录音整理：刘俊平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