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给奶奶打电话，奶奶说咱家的东头平房要动迁了。
忽然在我的脑海里，那个老房子显得格外鲜亮清晰。它有将近40年的历史。若是豪门贵族，40年根本不值一提，不过我们只是小户人家，40年的老房子对我们来说真的可以算是祖屋了。
我不太懂建筑学的术语，只知道，三间屋组成一幢红砖平房，一个煤棚，一个小院——这是我童年成长的世界。夏天有着飞舞的蜻蜓，红红绿绿的蔬菜，被太阳晒热的大水盆；冬天是如盐的白雪，冷极了的空气和热炕头，团圆热闹溢满着亲情的春节。房后有两颗樱桃树，小时候我和我哥是何等的迷恋那树上的红樱桃啊。
后来我们都渐渐长大了。读书、升学、出门在外。老房子成了心里的一个符号。它代表着儿时的欢乐时光，代表着勤劳的爷爷和慈祥的奶奶。再后来爸妈把爷爷奶奶接到了不远的县城。生活方便了许多，但他们还是隔段时间就要回去看看。而作为后辈的我们，却很少回去了。
这几年总是看到有关拆迁的新闻，正面负面的都有。但我一直都是一个旁观者，和大多数旁观者一样，在一边或愤怒或冷漠地点评着对与错。
终于，拆迁，这个总出现在新闻媒体上的词汇，这个总是会撩拨人们愤怒神经的字眼，有一天也成了我们家要面对的问题。爷爷说：“拆就拆吧。”然后继续整理他的旧书。奶奶说：“拆就拆吧，老房子留着也没有用，不值钱。”她又顿了顿，“…要是能再等一年，等我把今年这缸酱做完就好了，再等那院里的柿子辣椒都熟了，还有让那土豆花再开一茬…唉”奶奶摇摇头，“…行啊，省得冬天买煤了。”
也许中国大多数的被拆迁者，都有着同样沉重的心情，即便是拿到了足额的拆迁款。城市需要改造建设，所以拆迁势在必行。但是，每一个城市都在以这样的存在形式，永不停歇的蜕变着：拆不完的老房子，架不完的起重机，和建不完的千楼一面的高层公寓。就像一条一直在蜕皮的蛇，不断地承受痛苦，却总也得不到焕然一新的躯体。也许在社会学上有很深的理论能论证出开发商与拆迁户一定和谐共存，或者制定出万能的人性化政策，让原住民欣然的允许他人推倒一家几代人生活过的房屋。作为一个行走在自己社会岗位上的普通人，我只看到，当听说要拆迁，爷爷奶奶急急忙忙从我家的现代化小区赶回到老房子，非要在拆之前多住几天。他们一辈子对谁都和和气气，对国家的政策更是绝对拥护。
地域限制越来越小，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我们这个国家多数的年轻人都在远离家乡，外出闯荡。以春节假期为例，故乡对很多人来说，就只是度过一个星期的地方。背着沉重的行囊归来，再带着殷切和焦虑离开。故乡意识，在80、90甚至00一代的眼里越发淡薄。
中国人自古安土重迁，许多老宅就是一家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相比智能自动化的现代住宅，老房子有太多的缺点。可是，它们承受着无尽的抱怨，却依然坚实的支撑着自己的后世子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高速的社会进程中，传统的保留十分有限，很多情形下必须让位于经济。就像一句很恰当却充满无奈的比喻：中国的城市建设没有过去完成时，只有尘土飞扬的现在进行时。
面对如火如荼的大时代，我们很幸运的成了亲历者。我们今天的命运注定了要奋力拼搏，不容减速，更不许留恋。当效益可以衡量越来越多的事物时，不合时宜却很重要的东西，就只能放在心里默默怀念了。虽然会得到一笔不菲的补偿款，但就像我，我的亲人，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永远失去了故乡。童年，也会在我们日后的视野里渐渐模糊。
我家祖屋的拆迁大致在三个月后进行。那时，我一定正在繁忙的工作岗位上。无法回去目送老屋，只能遥寄上一杯漂满乡愁的酒了。
最后借用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一句话：天堂，只在那些逝去的时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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