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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只拍过一张相片,在我1岁左右。照片中,母亲抱着我,梳着乌黑油亮的粗长辫子。旁边站着一身中山装的父亲,年轻而又帅气。那时候父母亲大概处于25岁的年纪,可以说是风华正茂的青年男女。他们齐齐望向前方,眼神中满含坚毅和刚强,仿佛未来可期,美梦不远。相片背景乃是一片老婆干粮花,彼时开得正艳,郁郁苍苍,异常茂盛。
至于我再次拍照,那已经是12年之后的事情了,2003年小学毕业,全班50多名同学,还有几位任课老师,一个校领导,莘莘学子们众星拱月一般围绕在校长和老师的周围,拍了一张合影。校长和老师坐在凳子上,个子矮的女孩子全部蹲下,在最前排。稍高的男女生站在师长们的身后,剩下的就只能站在凳子上,在最后一排。
那时候不流行大家齐喊“茄子”,或者全都伸出右手“比耶”,远远没有如今这么前卫、时髦,只是看着镜头,微笑。只听得“咔嚓”一声,时光凝滞,岁月定格——一张弥足珍贵的毕业照就这样诞生了。
照片远远没有发黄,不像夹在书本中灿若烟霞的枫叶,不像深埋于地下滋味醇厚的女儿红,但回忆像是夕阳下的影子,被思念拉得愈发悠长,留下微微苦涩、无穷回甘给我们细品况味人生,于是才知时光知味,岁月沉香。
老婆干粮花,这是邵寨人的说法,此外还有一种叫法,鸡冠花。此花盛开之时,大若手掌,状若圆盘。花色共是五种:粉、白、黑、红、紫。每朵花大概8-10个花瓣,中央是黄色的柱样花蕊,经常吸引马蜂前来传播花粉。
小时候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孩子最喜欢做恶作剧,趁着马蜂收起翅膀,停在花心,做起本职工作——专心致志地采蜜。我们眼明手快,迅速出击,连忙向着中央聚拢起所有花瓣,以之临时做成一个简易囚牢,将马蜂困在里面。听着马蜂在里面嗡嗡直叫,扯着嗓子乱喊,估计是在抱怨,也有可能在骂人——真为这小东西感到忧心和难过。于是大家哈哈哈地乐呵起来,但不能拍手叫好,否则马蜂立马脱困,毫不犹豫地展开翅膀,升空飞走,一点也不会留恋,估计在半空中还是骂骂咧咧的,口吐芬芳。
我们当然不会对马蜂下手,伤害这大自然的小精灵,一来马蜂体格高大,长得虎背熊腰,而且把它惹毛了惹急了,尾部带有剧毒的刺儿可不是摆设,被蜇一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绝对让你后悔不迭;二来,我们只是贪玩而已,图个乐子,大家哈哈一笑,并没有心存其他歪心思、坏思想。
它被乡民称为“鸡冠花”,缘于那时候我们经常爱玩的一款游戏,其实就是个惩罚或者自罚方式。将老婆干粮花的花朵折下来,撕下每一片花瓣。花瓣的尾部很厚,可以从中分开。分开的两面皆极具黏性,将之贴在额头、面庞、下巴之上,远远看去,就像是古罗马士兵所戴的头盔,上边有一溜红色的流苏装饰,因为像极了公鸡鲜红的鸡冠,俗名就叫做“鸡冠帽”。
然而为何又叫“老婆干粮花”?老婆干粮花乃是一年生草本植物,每当烈夏过去,金秋到来,花朵枯萎之后,会留下一个紧紧包裹起来的“坟堆”,外形很像上世纪九十年代商店里售卖的包装纸印着向日葵图案的山楂片。扒开这个“坟堆”,里面整整齐齐地排了一圈滚圆的种子,小脑袋一个挨着一个,仿佛邵寨塬上妻子为了丈夫出门在外用来路上充饥而烙的干粮馍。
7岁那年,在我身上发生了一次事故。我被邻居孩子,也是我的远方叔叔从高高的槐树上扔下来的铁钩砸中了脑袋。当时血流不止,很是骇人。父亲不知道做什么去了,可能是去找人借钱。母亲推出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二八大杠自行车,载着我去隔壁巨家镇卫生院处理。刚出甘肃省的桥子屲社,进入陕西省的上城村不久,在一个下坡处,连人带车翻进了排水渠里。
或许是母亲个子矮,自行车稍显高大,再说她骑车技术本来就不太行,下坡时又心生胆怯,加上心急如焚,一不留意,没有及时刹车。车子倒在路边,后轮还在不停地转动。母亲的腿擦伤了,但她完全顾不得这些,连忙爬起来察看我的伤势。原来白毛巾略微包扎的伤口又渗出红色的鲜血来,母亲也是无可奈何,连忙扶起车子,安顿我在后座上坐好,再次骑上自行车向着巨家镇卫生院疾驰而去。
我的脑袋上被缝了七针,但一点儿都没觉得疼痛,因为打了麻药,我只觉得一股凉森森的冷冽之意从我头顶倾泻而下,一下子就淹没了我的思绪和意识。
等我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醒过来,已是第二天的正午。阳光金子一般洒下,窗外有一个全由砖头砌成的花坛,里面栽了几株精神抖擞的老婆干粮花,大脸盘子迎着太阳,在柔柔的暖风中英姿飒爽地站立,正嘴角扬起,得意地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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