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社会主义的俄国道路及其结构

引言：《走向社会主义的俄国道路及其结构》是苏共党员、经济学家叶甫根尼·萨姆伊洛维奇·瓦尔加一九六四年去世前的最后一篇著作，该文自从在苏联“私下出版物”上出现后，在苏联国内广为流传。原文从十月革命的时代、人文环境写起，重点批判了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的经济政治制度。苏联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他的一生都在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奉献宝贵经验。现将原文的第二十一（本文第一部分，以此类推）、二十二、和二十四部分摘出，分享的目的不在于批判社会，而是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出路。

作者简介：苏联经济学家。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附近一个乡村教师家庭。1906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07 年获布达佩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8年任该校经济学教授。1919年参加匈牙利苏维埃革命，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之一。1920年作为匈共代表出席莫斯科共产国际大会，同年加入俄国共产党（布）。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瓦尔加从1927年起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曾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红色教授学院院长。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著作主要有：《世界经济危机中的新现象》、《世界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问题》、《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概论》等。

一、 关于党的官僚主义集权制的意识形态

        构成苏俄社会生活基础的党的官僚主义集权制，也必然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统治制度的思想意思始终是要实现这样一个目的：使社会上好的方面理想化，并掩盖制度的消极面，从而使这种制度合法化。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不受任何检验，也不允许批评。只是那些特定的事件和个人被拿出来批判，但这些被批判的人仅仅是那些没有担任较高职务的人。如果有人对现存制度、对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管理和调节原则进行了批评，就会遭到严厉的报复。因此，在社会上和在党内没有任何公开的讨论就不足为奇了。二十年代的政治讨论变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所有这一切使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变成了一种官方的，绝对的教条。这种教条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经典著作的形式上和口头上的引用以及机械搬用的基础之上。人们只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挑选那些使统治关系合法化的论点，而其他一切都被抛弃。对列宁的著作和言论尤其如此。为了提高党的领导人的尊严和突出他们的功绩，为了诽谤这个领导集团的所有反动派和敌人，党的历史被粗暴和片面地歪曲了。许多人的名字和事件就这样消失了，或者为了贬低他们而把一些根本不属于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强加到他们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教条主义的思想意识通过报刊与领导人的公开讲话不断地向群众灌输，通过高等学校、党的教育系统和党校灌输给青年。这种思想意识被那些特别天真和政治上无知的人当做福音而接受了，这就更加助长了他们的天真和无知。有一些人，特别是党员，把接受这种思想意识看做是对党应尽的义务。

        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结果，在许多社会成员中产生一种日益增长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一种思想上的空虚和怀疑主义，甚至是厌世主义。长期以来，在国内存在要一种社会思想觉悟的瓦解过程。这种思想意识的瓦解为各种古怪的（有时甚至是完全荒谬的）思想影响和兴趣创造了有利的发展土壤。所有这一切非但不能加强现有的制度，相反，他从内部削弱了这一制度。

二、 苏联社会中的思想觉悟水平

        物质状况和思想意识状况当然也决定了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旧的宗教道德要求人们行善，以及为了使正义在永恒的未来中得到胜而作出贡献。这种宗教道德虽然早已在新社会的大多数成员中失去了信誉，但是官方宣传的冷冰冰的抽象概念反而使人们又去崇拜旧的宗教偶像。新的唯物主义的道德既没有在理论上加以发挥，也没有从哲学观和历史观方面加以论述。它已沦为用抽象的解释进行的教条宣传，不能给人们的思想觉悟留下强有力的深刻印象。苏联社会的物质状况也恰好有利于产生不道德的观念和行为。

        一方面，优厚的物质享受不仅使那些列入“高干名单”的官僚上层，特别是他们的家属产生自满，傲慢，而且往往还使他们走向堕落。这种物质享受促使他们去追求更大的享受。为了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欲望，他们挥霍国家资财，把国家资财占为己有，有时甚至去犯罪。被优厚享受败坏了的年轻一代，在报刊上获得了“霉菌”的绰号。人们不时地报道他们，谴责他们，然而这一切是无济于事的。

        另一方面，恶劣的物质境况常常驱使城乡劳动人民通过盗窃来提高他们很低的生活水平。他们的道德败坏了。酗酒，打骂老婆和孩子，吵架，怠工，闹事，有时还表现为无缘无故的犯罪，它使不少处于生活困难的家庭毁灭了。更糟糕的是，有固定职业和较好收入的人也往往抛弃老婆、孩子；有时他们拿刀杀人，并非出于被迫，而是因为他们缺乏教育和道德败坏的结果。

        苏联社会的中间阶层生活较好。生活水平虽然不很高，但收入足以使他们和家庭过正常的生活。

        但是这个阶层的思想觉悟有另一种消极表现：他们缺乏真正的民主思想，以及由此产生的缺乏国家公民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导致一部分苏联公民把自己关在个人和家庭的小天地里，追求小市民的生活。普通苏联公民在工作之余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获得个人消费资料，希望有一个漂亮的住宅，别墅地皮，电视机，服装等等。这种类型的人首先代表了苏联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

        由于在我们社会中缺少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和言论自由，意识形态又具有官方的和教条主义的特点，从而导致了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互相隔绝，漠不关心。当然，也有团结的家庭和集体，他们在道义上相互支持。但是，这只是在冷漠和道德堕落的沙漠中的个别绿洲。如果没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和一些好朋友，那只能面对冷酷的官僚们和漠不关心的四邻。遇到困难处境时，几乎无人给予同情和帮助。

        总之，苏联公民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由此而产生的集体道德观念一无所知。苏联的社会和政治生活长期以来是由官僚集权主义所统治，这个社会的思想和道德原则是建立在为所欲为的权力基础之上。大多数自觉的，忠于现存制度的苏联公民虽然具有“马列主义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但心灵深处却有小资产阶级的心理。

三、 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一副歪曲社会主义的拙劣画像

        这就是第一个踏上了通往社会主义的俄国道路的俄国人民的社会生活的消极景象。所有这些消极现象是在大约持续三十年之久的斯大林领导时期形成的。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逝世。他死后，苏维埃俄国的社会生活似乎出现了重要的变化：法律义务似乎又重新被尊重了，完全无辜的人们似乎不能再被打成 “人民的敌人”，而加以逮捕、秘密审讯、流放和处死。然而，我国社会生活的组织改变了吗？这个问题只能得到否定的回答。同过去一样，国家政权依然掌握在党的官僚上层的手中。同过去一样，真实的政治情况对劳动人民是保密的，无论工会 或其他组织都没有参加生产管理。同过去一样，劳动人民机械地投票选举事先已确定好的苏维埃代表。同过去一样，由党中央或地区党委任命的部长、执委会主席和地区委员会主席继续以苏维埃的名义统治着国家。同过去一样，在统治者上层的优厚物质享受和所有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的极低的收入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它和过去一样是无数犯罪和犯法行为的根源。同过去一样，从上层来的、几乎不允许讨论的官方意识形态统治着社会的意识形态。所有这一切同过去一样，造成了社会道德的堕落。苏联人民和以前一样没有真正的民主教育。他们只能屈从于最高权力的规定，过着一种作为生产者和雇员的庸俗生活。

        这个国家的管理原则之所以不能改变是有其内在的和外部的原因。首要的根源在于，斯大林建立和培养起来的党的官僚上层不可能放弃他们无限的、不受监督的、不负任何责任的个人权力，不可能公开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活动情况，更不可能放弃他们在法律上和物质上享有的特权。他们对一切都已经习惯了，他们不懂得，或者装着不懂得这一切是同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本相对立的。

        保持政府管理原则不变的外部原因是美帝国主义作为一个新的更加强大的和特别具有侵略性的力量站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前列。这就要求苏联政府以大量的资金用于防务，在国内稳定自己的统治，保守政治和经济机密，并继续保持无限的权力。

        要改变这个国家的目前状况，没有上层的转变是不可能的。人们不能期待下层的创举。劳动人民已经如此习惯于服从，他们已没有能力迫使统治阶层去实现列宁晚年对苏维埃社会所提出的任务。

        共产主义建设不仅意味着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物质文化水平。共产主义首先意味着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彻底胜利，意味着广大公民以工人自决权为基础在一切生活领域里能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的胜利。只要社会主义的民主还继续受到极大的歪曲，现存的政治制度还没有开始逐步地和有目的地加以改革，那么共产主义在这个国家将不可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它只能是一幅歪曲共产主义的拙劣画像。

【特别说明】

        本文只是将作者文章的几部分完整摘出，我既不反对也不赞成作者的绝大多数观点。而对于作者最后所得结论——“没有上层的转变是不可能的”，我并不认可。

        历史已经证明，在人民群众普遍意识较低的情况下，顶层和基层因“铲除官僚系统”这一共同目的而形成的联系是极为脆弱的，最终只会在失败后迎来更猛烈的反扑。其必将失败的逻辑是：由于人民意识较低，因此上层欲铲除整个官僚系统必将主要通过“包办替代主义”，而不是人民群众自己斗争的形式来完成，那么其将变成顶层通过官僚系统来发动群众铲除官僚系统，这显然是无法实现的。而随着这一运动的持续深入，矛头将会对准最大的官僚——运动的发动者。因此，“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所有的政治权利和改造世界的主导权都掌握在人民群众自己手中，上层只能起到一定的推动或阻碍作用，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