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这是民间谚语对刘伯温的高度评价。刘伯温不光在民间家喻户晓，就连朱元璋也对刘伯温祭出了：
“学贯天人，资兼文武；其气刚正，其才宏博。议论之顷，驰骋乎千古；扰攘之际，控御乎一方。慷慨见予，首陈远略；经邦纲目，用兵后先。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式克至于今日。凡所建明，悉有成效”（《明史》）的高度评价。
可以说，元末明初的刘伯温站在时代大混战的历史风口上，在军事上给朱元璋定下了先取陈友谅、后灭张士诚的原则；在政治上提出了暗中脱离“小明王”韩林儿势力的同时以大明的旗号收揽人心的策略，朱元璋也正是在他的辅佐下，一步步由弱到强最终问鼎中原称雄天下。
相较于刘伯温民间、官方自带超级流量的光环热度，朱升的知名度就逊色了不少。朱升又是何许人也？没有听说过此人名号的应该至少也听说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句千古名言。
一代开国领袖毛泽东对朱升的这句话提出了“九字国策定江山”的高度赞扬，而纵观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路途上，朱升的九字箴言始终贯彻于毛泽东领导的红色革命的方方面面，成为毛泽东运用自如的神来之笔。
朱元璋也曾就朱升作出了：“国朝谋略无双士，翰林文章第一家”的极致评价，甚至可以说，没有朱升的九字定江山的金玉箴言，朱元璋也不可能轻易地在群雄逐鹿的元末混战中扫清六合、一统八荒。
那么是不是能就此认定朱升的谋略远胜于刘伯温呢？其实就刘伯温和朱升二人的平生所学和人生经历来看，两人有着极其的相似。
刘伯温当过县丞，做过监察御史，后因其刚直不阿的性格与黑暗腐败的元朝官场格格不入而辞官归隐；同样，朱升也考中过元朝的进士并被授以池州路学正之职，辞官后南归隐居石门授学。
值得一提的是，刘伯温和朱升都精通阴阳术数、儒学经典，二人平生所学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厚黑阴阳”，以封建统治者的角度来审视，两人天生就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对于朱元璋这种以纯粹草根身份起家的封建帝王而言，功臣宿将不啻于是在大明江山安定后留在身边的一颗颗“定时炸弹”，惯以“厚黑阴阳”的谋士更是成为了朱元璋的眼中刺肉中钉，不及早铲除而不快。
因此，朱元璋开国后不久大肆屠戮开国功臣，对于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太子朱标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向老皇帝朱元璋提出了劝谏，史载：
“太子谏曰：“陛下诛夷过滥，恐伤天和。”帝默然。明日，以棘杖委于地，命太子持而进，太子难之。帝曰：“汝弗能执欤？使我运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刑余也，除之以安汝，福莫大焉。”太子顿首曰：“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帝愈怒，即以所坐榻射之”（《明史》）。
在朱元璋看来，他杀的这些功臣宿将都是为了巩固朱明的万世江山，同汉高祖刘邦屠戮功臣的道理如出一辙，太子朱标怎么就不理解老皇帝的苦心呢？当然，这都是后话。
大明王朝创立后，朱升愈发洞察到了朱元璋对功臣的猜忌之心骤起，于是他以71岁的高龄为由，打着“祭扫祖茔”的幌子远离庙堂隐居方外了。
而此时的刘伯温在被封为诚意伯等煊赫的官职后，虽然也告老还乡，但他在朝中却安插了“江浙派”的亲信企图重返庙堂高位继续与“淮西派”斗法。
因此，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讲，与其说刘伯温是挥手告别尔虞我诈的庙堂，倒不如说是以退为进、以迂为直地“心系”朝堂。
也正是由于刘伯温这种躲在幕后暗箱操作，做“提偶人”的举动触怒了朱元璋，朱元璋借着给刘伯温看病的由头，派出了刘伯温的政治死敌“淮西派”首领胡惟庸带着御医前去慰问刘伯温。
经过御医几服药的“慰问”，刘伯温病情愈发加重，史载：
“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明史》）。
当年二月，刘伯温觐见朱元璋时趁机打了胡惟庸的小报告，意指胡惟庸要加害于他，朱元璋却无关痛痒冷淡的安慰了他一番，这让刘伯温彻底明白了朱元璋的用意。此后刘伯温拒绝接受一切药物治疗，并在坐吃等死的节奏中凄然的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
从刘伯温与朱升二人迥异的人生结局来看，朱升对人性的洞察显然高于刘伯温。当他看出了朱元璋豺狼虎豹之心，便及时卸下功名富贵的包袱，抽身泛舟于江湖从此不再过问庙堂之事。
而刘伯温却不懂得“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更不明白“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的古训。
有着“神算子”之称的刘伯温，千算万算终究还是没能算出自己凄惨悲凉的人生落幕，而洞察事理人性、豁达大度的朱升反倒给自己的人生划上了个完美的句号。从这个层面来讲，朱升就胜出了刘伯温一个层面。
或许，当刘伯温在风烛摇曳的人生谢幕前，再度读到《史记》这本书，当他看到《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着：
“勾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於是勾践表会稽山以为范蠡奉邑。”
这位毕生号称“厚黑阴阳”的圣哲先贤又会作何感想呢？
参考资料：《史记》、《明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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