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二婶

二婶是我的堂婶，她是我们村子里最年长的，也是手艺最好的裁缝。我可以肯定，村子里大大小小三四百户人家，没有哪个人家没有请她做过衣服。

二婶家据说是村子里第一个拥有缝纫机的。当时，二婶娘家是全乡乃至全县都有名的殷实人家。她的父亲是一个开明绅士，鼓励和支持二婶读书。然而，二婶读书一般，却爱上了女红，她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台缝纫机，毕业后为自己、为家人，也为人家做衣服。

初中毕业后，当时她还待自闺中，二婶的父亲征求她的意见，问她想做什么工作。年少的二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想做一个裁缝。”父亲十分开明，就托朋友从上海给她买了一台缝纫机——这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流行“三转一响”的广大农村来说，无疑是开了先河的。当时，二婶才十七岁，新中国还没有成立。

二婶大约是1949年嫁给二叔的。当时，二叔二十二三岁，参加新四军，打过上海。上海解放后，他回到家乡，一直在政府部门从事安保工作；二婶当时十八岁。据二叔说，他是端午节前几天结婚的，最显眼的嫁妆，就是那台缝纫机。

结婚的那几天，二叔家低矮的房子里挤满了人，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们，有人可能一辈子还没有看到过缝纫机，看到缝纫机，更是像看西洋景一样。

据说，我的大奶奶，就是二叔的妈妈，也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只是，她当时四十出头了，也没有看到过缝纫机长什么样子。这不，二叔结婚的第二天，就拿出一件有点破旧的的衣服，让二婶补——倒不是没有衣服穿，也不是想给二婶一个下马威，而是想看看缝纫机长什么样，怎么工作的——大有醉翁之意不在酒之意。

二婶也不含糊，把婆婆的衣服慢慢地拆开又缝好，并用熨斗烫好——这是大奶奶第一次穿由缝纫机缝的衣服，那心情是相当的好。她逢人就说，这是我媳妇给我缝的，比我这个手缝衣服要好多了，穿着也舒服。

二婶过门后个把星期，就有人家想请二婶做衣服。这对于二婶来说，是始料不及的。我们家族在村子里辈分高，二婶到的人家辈分低，二婶一到他们家，就受到了“隆重”的礼遇：一是称呼上，从上到下，一家人都都叫她二奶奶。这让二婶这个刚过门的小媳妇很是不好意思，回家后告诉婆婆。婆婆说，我们家就是辈分高，他们叫，你就答应，要是不答应，人家会不高兴的，还觉得你架子大。二婶点点头。从此以后，二婶听人们叫她二奶奶也不觉得难为情了。二是这个人家是村里的老地主，家里也是蛮富裕的。好的是地主一家为人还算忠厚，在以后三反五反运动中，也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不过，就是这样的地主家，以前穿的衣服，也是以手缝为主，这次听说二婶嫁过来了，还带来了缝纫机，自然就想请二婶做衣服。一大早，地主就让家里的短工把二婶的缝纫机抬过去，还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小心，不要把二婶的缝纫机弄坏。两个佣人听说是去抬缝纫机，也是非常高兴——他们也没有见过缝纫机。

他们抬缝纫机的时候，格外小心。二婶跟在后面，走了十来分钟，就到了地主家。地主很客气，安排了丰盛的早餐，还特意烧了蛋茶――这是庄户人家对匠人，也是对刚过门媳妇的最高礼节！

地主家也是大家庭，人多，从地主，到地主老婆，还有他的父母，孩子，每人做两套。这样从上到下的做下来，一做就是十来天。

二婶到现在还记得，在地主家做衣服的半个多月，地主的老婆天天围着二婶，一边看着二婶端庄的样子，感叹二叔福气好，娶了这样一个样子好看还会做衣服的二婶，一边看着一块块布料，在二婶手中，成了可以穿在身上的得体的衣服。可以说，那是二婶的技术秀。二婶，就在那十多天里，用她精湛的技术，奠定了以后几十年在村子里的地位，并最终成为村子里德高望重的老裁缝和永远的二奶奶。

那时候，农村人家大多不是很富裕，请匠人大多也是精打细算：比如说，家里盖房子了，有木匠瓦匠了，顺便请二婶做几件衣服。这样，可以省下单独招待裁缝的花销。如果主家正在建房造屋，东家还要向邻居家借个干净的房子，让二婶一个人做衣服。

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二婶和篾匠一起的时候多。根据我们家乡的风俗习惯，如果女儿出嫁了，要在端午前给女婿家送夏。所谓送夏，就是把夏天的生活必需品——凉席、草帽、雨伞、单鞋子及袜子等，送给女婿。送夏，最费钱的是打凉席。而打凉席，是很麻烦的，一个好手艺的篾匠，如果没有十天八天也不一定做得出来。

二婶清楚地记得，邻村的篾匠，到了初夏时节，还穿着冬天的棉衣服，看主家买了好多布给女婿做夏天的衣服，就寻思着自己也做一件夏天的衬衫、短袖。那天，趁主家出干活，篾匠悄悄地对二婶说，把主家的衣料偷一块给他，以后有机会，给二婶家做几个洗菜的竹篮。但是，当场被二婶严词拒绝了。

然而，这个篾匠还是不死心。没几天，他又趁二婶回家拿画粉的机会，偷偷地藏起一块布料。完工的时候，主家发现，还有一件衬衫没有做而布料也不见了，心里就很不高兴。但是，也是无可奈何。

二婶当时就基本上知道是蔑匠做了坏事，考虑到他以后还要做手艺走百家门，吃百家饭，就选择了忍耐，没有把真相说出去，而是自己把责任揽了下来，说：“可能是我不小心，把你家的布浪费丢了。这样吧，我明天去商店里买三四尺布，把衣服做好。”主家嘴上说没事，心中也是不快。

谁知，蔑匠却有点得意忘形，认为二婶软弱可欺，甚至放出风来，说是二婶手脚不干净，偷人家布料。二婶这才忍无可忍，说出了实情。从那以后，村里人家打凉席、做篮子，都不再请这个蔑匠做活。又过了没几年，篾匠也死了。

二婶的声誉得到恢复。以后，村子里有人家请二婶做衣服，从来都是放心的把门钥匙交给二婶。二婶也以她高尚的品德，赢得了全村老少的尊敬。

大约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二婶的年龄也大了，眼睛也不济。很多人家不再请二婶做衣服。这倒不是二婶不愿意做，而是大家觉得，买衣服比请匠人上门做衣服，要划算得多，衣服也新潮得多。

二婶一下子清闲了许多。

不过，二婶还是有生意的，主要是为老人做寿衣。二婶做寿衣是小镇一绝。她总是根据这个老人的身体状况，身材高矮胖瘦，在为老人做寿衣的时候，准确的量好尺寸，等到老人寿终正寝的时候，把寿衣里三层、外三层的穿在身上，既不显紧绷，也不显宽大。某一天，老人升天了，为老人操办丧事的人们，在为老人穿老衣服的时候，总要问主家这个老衣服是谁做的，如果主家说是二婶做的，办理丧事的人就会放心下来，说：“二奶奶做的衣服，没说的，只管放心的穿。”——村子里，以前也发生过寿衣穿了几件就穿不上的事情，而这，对于农村人来说，是不吉利的。

二婶最后一次做衣服，是2011年。这一年，她已经八十岁，儿孙满堂，只是身体大不如前了。这年正月，她对大儿子说，要为自己做衣服了。大儿子说：“不要做吧，镇上的寿衣店，衣服很多，购买也方便。”

二婶还是坚持自己做。儿子们拗不过，只好为老人买了上好的布料、棉花。然后，二婶决定三月三动工。农历三月是我们这里春天最好的时候，风和日丽，天气也好。二婶戴着她已多年不戴的老花镜，自己尺量，裁剪，缝制。二婶做得很慢很慢，很认真很认真。自己的一套寿衣，她足足做了有二个月。

五月初五，端午，儿孙们从四面八方回来，看望二婶，二婶很高兴，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月的劳动，她感到自己的精神已经很不好。第二天，二婶就病倒了。没几天，二婶就去世了。临走前，她拉着儿孙的手说：“我这一生，就是端午节前嫁过来的，现在，我也老了，端午也过了，我也要走了。他在那边等我。”说着，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众人帮二婶穿上她自己亲手做的寿衣，感觉二婶所做的衣服永远是那样得体、软和、端庄，一如她的一生，干净、优雅、明白、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