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启超是我国近代文化巨人，一身而兼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会知道这个名字，尽管不见得读过他的多少著作，但那篇出现在小学课本里的《少年中国说》我们可都是全文背诵过的，那“少年强，则国强”的铿锵、“笔端常含感情”的温度想必一直激励着我们。
他有一句名言：人生没乐趣，要来何用。纵观他的一生，做了那么多事，创了那么大事业，也的确没忘掉“乐趣”二字。
近读许知远《梁启超传》和朱平编著的《民国范儿》，对梁启超的“乐趣至上”有了进一步体会，与大家分享。
01比科举更有意思的事
梁启超于1873年出生于清末同治时期的广东新会茶坑村，祖父梁维清和父亲梁宝瑛都是当地士绅。这样的家庭，在当时，当然目标明确，要培养一个仕林翘楚出来。而梁启超也确实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他4岁跟着祖父识文断字，8岁学会做文章，9岁能做千字作文，12岁考中秀才，17岁中举人，可谓一路开挂。特别是中举后，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他的才华，保媒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了他。这在讲“路线”的传统中国，几乎就是预示着梁启超的仕进之路将一片光明。
但是，梁启超早在中举前在广州求学时，接触到了段玉裁与王念孙的训诂学等学术，就“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帖括”指科举），开始对枯燥无味的八股文产生厌倦。
中举两年后，即1890年，梁启超进京参加会试，落第了。这并不算什么事，因为这时的梁启超实在太年轻了，有的是机会，如果他想的话；不过，就在这一年，他的人生之路发生了根本性转折——结识了“南海圣人”康有为。
康有为出生于广东南海一个“世以理学传家”的名门望族，从小接受理学思想教育，开口圣人，闭口圣人，以至于大家都称他“康圣人”，而他自己，确实也喜以“圣人”自居，并模仿孔圣人行迹。康有为多次参加科考，均名落孙山，于是对科举失去了兴趣。后来，康有为通过游历被英国霸占的香港，对西方文明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就开始向国内推介西方的学术、思想。当然这都是很粗浅的，建立在国人普遍不知西学的基础上，但对于当时来说是影响巨大的。
康梁初会时，康有为早已年过三十，不过仍是一名“监生”，梁启超年方十九却早已是举人，从“正统”的地位来讲，梁启超要远高于康有为；但康有为对他所学旧学的一番批驳，令梁启超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实际上也唤起了他早年就已萌生的“弃帖括之志”，遂决定拜康有为为师，在康有为的万木草堂里醉心学习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
要知道，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放弃科举之路，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就相当于现在放弃高考，并且是在凭实力很有希望考取清华、北大的情况下。但是梁启超放弃了。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必有因为他对死板的“八股取士”失去兴趣，而对西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因为在当时看来“西学”是能在根本上救中国的。
02人生两件大事：读书与打牌
梁启超有句名言：
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麻将），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
《民国范儿》记载一段逸事说，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知识界的朋友约了个日子请他去讲演，他回复朋友说他们约的日子与他的“四人功课”有冲突。朋友弄不懂“四人功课”是什么，经他一解释，原来是“打牌”（麻将）！
这倒让人想起民间关于打麻将的“筑长城”“三缺一”之类的专用名词来。不过，一般情况下，打麻将是纳入“休闲娱乐”活动范畴的，而“读书”却是正经事，梁启超怎么把它们放在一起呢？
却不知这正体现了梁启超的“趣味生活观”。据梁启超的说法，有趣味的活动是必须“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像“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但赌钱、喝酒、做官之类就不符合。麻将作为一种“游戏”，就符合“趣味”的条件，跟读书一样，都是人生乐趣，都是充实生活、愉悦生活的大事。
根据梁启超友人回忆，他还曾发明过五人麻将与三人麻将玩法。具体这里就不介绍了，网上一查便知，总之是不管是碰到“四多一”还是“三缺一”都保证有牌可打。
梁启超的聪明才智到底名不虚传啊！
不过，我听说他尽管喜欢打麻将，牌技却并不高明，基本上是输多赢少，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考证考证。
不过，这不正证明了他的“趣味观”吗？不争输赢，只为开心。就如苏东坡，酒量很小，但酒风很好：“我本畏酒人，临觞未尝诉”，“我虽不解饮，把盏欢意足”。
要的就是这种开心的感觉啊！
03爸爸的孩子气
古话说“龙生九子，子子不同”，意思是孩子多了，再精良的种，也是会良莠不齐的。而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个个都有大出息，长女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是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是考古学家，三子梁思忠是西点军校出身的抗日英烈，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四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三女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四女梁思宁求学南开大学后参加新四军，五子梁思礼是火箭系统控制专家。
他们与父亲一样，都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门皆龙凤当然是很不容易的，靠的是梁家全部家庭人员的努力，特别是“两位母亲”功不可没。不过这里我们只讨论梁启超是怎样当爸爸的。
最习惯的办法还是他的本行——文字。《民国范儿》里说到：
梁启超的儿女心极浓烈，极细腻，虽然有政事重压在肩，各路客人要会，无数文稿催迫在睫……他总不忘给儿女写信，有时甚至是一天一封。……给儿女写信，他每以“宝贝”、“小宝贝”之类称谓开头，或亲昵地戏称他们，比如唤三女儿思懿为“司马懿”，小儿子思礼为“老白鼻”（baby）。
我们看看他给孩子们的信：
在国外游学的梁思顺给比她小31岁的小弟弟梁思礼寄衣服，梁启超手把着梁思礼的手，以他的口气给大姐姐写回信：“谢你好衣裳，穿著合身真巧。那肯赤条条地，教瞻儿取笑。爹爹替我掉斯文，我莫名其妙……”
思念海外的思顺时，他写道：“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轻许多。”
写他盼望孩子们的信，他写道：今天接着大宝贝五月九日，小宝贝五月三日来信，很高兴。那两位不甚宝贝的信，也许明后天就到罢?
甚至在因尿血入协和医院动手术，他还在《致孩子们书》里写道：我这封信写得最有趣的是坐在病床上，用医院吃饭用的盘子当桌子写的。我发明这项工具，过几天可以在床上临帖了。
……
浓浓的父爱，加上深深的“趣味”，渗透在每一个字里。做他的孩子，可有多幸福；反过来，像他这样做父亲，又有多快乐！
梁启超用曾国藩的一句名言教育孩子：“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他不去规定孩子们必须学哪方面专业，而是只要子女真心喜欢，对社会有益，就全力支持。而他们，也的确活成了他希望的样子。
梁启超先生的成就，我们普通人自然只是“高山仰止”而已的，但他那种在道路选择和生活中追求“乐趣”的观念，那种给自己和孩子机会去追寻自己觉得有趣味的梦想的精神，倒或可认真思索。试想，现今的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有多少机会追求“人生乐趣”呢？
行笔至此，忽想起前两天学校布置作文《爸爸，我想对您说……》，我家小朋友写道“您提意见时，能温和一点吗？”说实在的，真有点让我心生愧疚。好好向梁先生学习学习吧！
以上浅见，欢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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