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晋宣雄才
曹操去世之前，魏国内部的统治矛盾已经相当激烈。曹操在早年，比较重视节俭和吏治，曹操集团上下还算比较具有进取心。但晚年的曹操开始逐渐放弃早年的节俭习惯，生活上开始骄奢淫逸，修筑铜雀三台、滥兴劳役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陆机《吊魏武帝文》提到：
当建安之三八，实大命之所艰。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王于汉中，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曹操虽远在邺，但邺的局势也不安稳，魏讽于此谋反。好在后来孙权袭杀关羽，魏讽的谋反也被镇压，暮年的曹操开始加快曹家篡位代汉的步伐。而曹操选定的继承人曹丕，不过是个浮夸公子，文学上虽然有一定成就，但政治上和生活上是相当幼稚的。所以，曹操末年，政治上一旦有风吹草动，社会局势方面立刻有立竿见影的影响。第二年，曹操去世。甫一去世，跟随曹操数十年的青州黄巾军就“以为天下将乱，皆鸣鼓擅去”，而曹魏集团的重臣都劝曹丕放任青州黄巾军四散。曹操在位时，北方豪强和农民都被这个强人以强力镇压，等到曹操年老及去世，政治上的重压被解除，久受压迫的情绪和力量一下子被释放出来，社会局势骤然紧张。
须知，曹操时代，参加屯田的农民负担还是不轻的，除了正常的农业劳动外，在必要时候，屯田民还要承担一定的军事训练的任务。到了曹操末年，由于社会风气趋向奢靡，吏治开始腐败，屯田官们令部下经商求富，过去：“专以农桑为业”的屯田民要承担为屯田官们经商赚钱的任务，负担进一步加重，而农业生产则受到影响。
到了曹丕代汉，屯田官们经商求富的风气进一步蔓延开来。曹丕口头上虽有体恤百姓之语，而且声称他非常赞同汉文帝“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的政策，但实际上，曹丕本人不过浮夸公子，年少时因向曹洪索求不称而怀恨在心，为太子时，使曹植因人向钟繇勒索玉玦，父死不及两载，他即向孙权求取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玳瑁等多种南海珍品。到了曹丕的儿子曹叡，就更是变本加厉。曹叡即位初年，诸葛亮的攻势凌烈，曹叡为政尚能务实，到了诸葛亮去世，曹魏外部最大的威胁消失，曹叡就开始大修宫室、大改制度了。
雒阳在汉末战火中被焚毁，曹操安置汉献帝于许昌，但曹操用心经营之地却在邺。但许、邺都非旧都，曹丕代汉时，仍然选择雒阳作为曹魏的首都，并加以营建，又筑陵云台、东巡台及九华台。曹叡在劳民伤财上继承了乃父，在雒阳大修宫室，“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除此之外，曹叡在制度建设方面颇为有趣。为了进一步确立曹魏的正统性，曹叡开始为列祖列宗建立宗庙，史载：
有司奏：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乐用武始之舞。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乐用咸熙之舞。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乐用章斌之舞。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馀四庙，亲尽迭毁，如周后稷、文、武庙祧之制。
案：中国古代帝王庙号是帝王死后由后代子孙追尊。活着的时候就接受了“烈祖”这样庙号的，怕只有曹叡一人。后代明世宗在活着的时候，也不过是对“世宗”这个庙号感兴趣，也没敢明说自己就要用这个当庙号。
经过曹丕、曹叡父子的折腾，本来就没有恢复元气的曹魏，人民负担进一步加重。但好在诸葛亮已死，当政的费祎一心只想维持，东南方向则有邓艾在司马懿支持下的军屯镇守，并在淮河一带压制了吴国。
司马懿早在建安二十四年就向曹操建议进行军屯：
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
曹操末年，社会大体趋于稳定，百姓乐居，募兵不易；而屯田逐渐崩坏，原有以平民为主的屯田对民众吸引力不大；但吴、蜀的威胁上升，曹操集团趋于保守，边境安全成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利用政权的强制力，将社会闲散人员编入军伍，组织军屯，就成为内政和外交的需要。军屯实行以后，“务农积谷，国用丰赡”。
此后，民屯逐渐衰落，军屯开始发展。到了曹叡去世，遗命宗室曹爽和重臣司马懿共同辅政，司马懿开始有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军屯，典型事例就是支持邓艾在淮河一带进行军屯。
邓艾军屯，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对吴战事的军需运输问题。史载：
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使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灌，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北，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邓艾先在淮河一带军屯，后来又在陇右一带进行军屯，他的军屯得到了司马懿和司马孚兄弟的大力支持。具体来说，司马孚提出具体建议，司马懿决策后，由邓艾进行执行。淮河一带和陇右的军屯极大压制了吴、蜀两国的军事力量，稳定了曹魏边疆局势。
曹叡末年，原有的民屯衰落的趋势愈发明显。到了曹叡去世，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时期，以曹爽为首的宗室一派日益骄奢，史载：
少府统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宝，爽等奢放，多有干求。
而在己用不足的情况下，将国有土地进行了私有化。史载：
（何）宴等专政，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邑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
曹爽是曹操族子，何晏是曹操养子。宗室不顾民生，视天下如私产，瓜分国有土地。曹二代们的做法，损害的不仅仅是曹魏国家的利益，天下本来就是他们家的，更损害了在国家分裂时期曹魏政权的经济实力。而在曹爽排斥司马懿试图独自辅政期间，蜀国内部情况发生了变化。蜀国主战派姜维崛起，和主和派费祎共录尚书事，开始在边境挑衅。蜀国经过十余年休养生息，国力有所恢复；而魏国从曹叡末期开始，国力损耗的同时，国家直接控制的经济力量也被宗室的瓜分所削弱。这种情况下，司马懿发动政变，与其说是在晚年为了司马家夺权而拼力一搏，倒不如说是代表了曹魏功臣集团很多人的共同想法：若蜀汉真的灭了曹魏，曹家子弟或许还可以做富家翁，而司马懿这样的老一代功臣，却如何面对新君？或许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之变才能得到很多功臣支持，并取得成功。
在高平陵之变的过程中，司马懿看似孤注一掷，其实早是胜券在握。司马懿早在暗中策划诛灭曹爽时，就安排其二子司马昭、司马望担任雒阳典农中郎将。史载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民间”，到发动政变的时候，“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利用屯田来积蓄自己的军事实力而不为人知，这不能不说是司马懿熟悉军、民屯田制度带来的优势。
司马懿取得政权后，将国家所有土地陆续奖赏给有功之臣，以换取他们的支持，最后在魏国灭亡前一年，魏国正式宣布屯田制度宣告结束。以屯田夺权、以屯田酬庸，慷他人之慨才显出司马家的本事；而以屯田建政、以屯田亡国，屯田这一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兴废，恰恰伴随曹魏兴废的始终。
高平陵之变后不久，东吴孙权去世。至此，无论是三分天下的奠基人：曹操、刘备、孙权，还是之后不世出的天才政治家诸葛亮都离开了中华大地。魏、吴主君年幼，蜀国君臣将略非长，历史的舞台上，只剩下了司马懿这个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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