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教育,是从我家屋门上的春联开始的。
图片来源于网络小时候,一进腊月门就能感觉出年味了。家家户户开始忙年,做馒头,大扫除,买新衣,贴对联差不多是年前最后一道工序了。
有一年,大概是我四五岁的时候。年三十,我娘做饭,我帮着烧火。娘忙活完手头的活,就蹲在我身边,拿起火钩指着屋门上刚贴上的对联,一个字一个字点着,教我念。就像网上流传的奶奶教孙子认字的那个视频,不过,操着我们当地的口音。那时候也不会说普通话。我拉着风箱,烧着火,兴致勃勃,把屋门上的对联和上面的字都记住了。意犹未尽,又拉着娘去大门口,教我念大门上那八个字,还有门框上的横联,转了转家里东间西间,把对子上的字,都记住了。其实,那时候记住的无非就是“新年快乐”。“欢度春节”“阖家幸福”等过年话,难一点的就是“爆竹声声除旧岁,烟花纷纷迎新年”之类的对联。但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那时候父母上学少,认字也不多,但是教我还是够了。忽然记起爹讲过的一个笑话:村里一家人都不识字,过年贴对子的时候,把“肥猪满圈”贴炕头上了,而把应该贴炕头上的“抬头见喜”贴在猪圈墙上,成为村里人正月里的笑谈。其实,这事要放在现在,能讲的过去。肥猪满圈说明家里人身心健康,猪一般的幸福生活是人人向往的。猪圈墙上的“抬头见喜”,看着圈里大肥猪,肯定也是喜悦的,都不用抬头。
那一年的正月里,在跟着父母串门拜年的过程中,不仅收获满兜的花生瓜子,各种糖果,还缠着人家,把家里对联上字念给我听,直到我记住了为止。顺便也充当了父母的“工具人”。“看看人家这孩子,这么小就识字了,看看你们,就知道吃。”几乎忘记了,小时候,我也曾是个“别人家的孩子”。
我对文字的兴趣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简单的对联已经满足不了我的渴求了。父母忙于生计,家里孩子多,能让我们吃饱饭就很不错了,哪有时间顾及别的。那时候农村也没有幼儿园,家里有老人的还好些,像我们这些没有爷爷奶奶的看着的,只能是大的照顾小的,野蛮生长了。我是家里的老大,那个年代的老大,在家里家里是个不可或缺的校色。像我,除了个子矮小不能下地劳动外,其他的家务活都要干。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喂猪喂鸡,啥啥都行。放学了还要和小伙伴一起,春夏去地里挖野菜,那时候能叫出各种野菜的名字,什么荠菜、面条菜,猪耳朵,麦蒿等等,这些野菜,在现在,很多都成了饭桌上的美味佳肴了。记得有一次去饭店,吃到麦蒿做的养生菜,那么一小盘,很贵。这要是以前,猪都嫌弃不愿意吃。
秋冬季节,地里不长庄稼了,野菜也不见了踪影。小伙伴们就搭伙去拾草捡柴火。那时候白沙河北有条河坝,河坝上长满可以编篓子的荆条,条子收割后剩下茬子,我们偶尔会去砍些来家烧火。运气好的时候,会捡到一些吸附在树枝上“啵酱”,回家放炉子上烤着吃,据说很香。可惜,不敢吃。
小时候的娱乐之一就是找我家墙上我认识的字。
小时候,家里住的是平房。条件好些的房子,屋顶是瓦的,窗子上镶的是玻璃。差点的屋顶是草铺的,木格子窗。我们家的房子是后一种。后来条件好点了,屋顶才换的瓦。窗户镶上了玻璃,内部房间也进行了简单的装饰。其中我住的那间在里面,平时不怎么有人来,所以墙面是报纸和书纸糊的。报纸糊的那一面墙,我比较喜欢,上面的字有大有小,有的还有图画,所以字比较好认,有不认识的字对着图画,也能猜出个大概。书纸那面就比较难搞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排的整整齐齐, 有时候眼前的字都认识,却看不懂啥意思。大概当时用来糊墙的书是工程类的或者理论类的。对理轮性知识的敬而远之,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吧。
小时候另一个乐此不疲的游戏就是剪窗花。胡同头上住了个大叔,会剪各种样式的窗花。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就会上门去讨要,回家贴在窗上。那时候我家还是那种木格子的窗户,每年过年都要重新糊窗户纸。窗纸封好后,四个窗角再贴上大红色的窗花,过年的仪式感就呼之欲出了。
剪窗花大叔有个女儿,比我大一岁,乖巧伶俐,是他的掌上明珠。我们是一条胡同的玩伴,几乎天天玩在一起。大叔爱屋及乌,也挺喜欢我。冬天农闲,地里没有活,大叔就窝在家里剪窗花,过年的时候,胡同里,几乎每家都会得到他剪的窗花。等我们放了寒假,更有大把的时间。大叔经常教我们剪窗花。他把红纸反过来,折折叠叠,用小剪子抠抠剪剪,再翻过来,一张窗花就出现在眼前,在我眼里,就是一个神奇的存在,这很吸引我。那时红纸金贵,我就偷偷撕作业本纸剪,除了大叔教的,自己也天马行空地乱剪,剪出各种奇形怪状的东西,然后就兴高采烈地嚷嚷“这是一座山”、“这是一棵树”、“这是一只羊”。大叔总是笑眯眯地应答着说:“嗯嗯,像。小心别剪着手。”
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旧时光的背影却越来越远。
花开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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