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期，国家面临着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为了巩固大清朝的江山，清朝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开经济特科，希望通过特科考试，罗织到“洞达内外时务”的官员名流，为摇摇欲坠的政权出谋献策。边地云南石屏人袁嘉谷在中进士，点翰林，取得官员身份之后，经“内外大臣”之云贵总督魏光焘之担保推荐，参加了同年举行的经济特科考试。经过初试和复试各一策一问的三次考试之后，在最后的一场考试中，袁嘉谷一举夺魁，摘取了经济特科第一名的桂冠。
一向为世人所不虞的云南人居然力战群雄大魁天下，一时间轰动了朝野上下，成为京城一大新闻。袁嘉谷先生也就成为全国唯一的经济特元。于是，西太后召见，各种颁赠纷至沓来，昆明的聚魁楼上高悬魏光焘为袁嘉谷题写的“大魁天下”匾额，从此，昆明人把聚魁楼叫做“状元楼”。在袁嘉谷故乡屋宅的两道门上，分别挂上了朝廷大员题写的的“经济特元”，“国朝第三人”等赠匾。袁嘉谷的夺魁更为“文献名邦”石屏增添了奇光异彩。
袁嘉谷获取经济特元的试卷到底写了些什么，为什么会得到清政府的赏识？笔者试作如下的分析。
经济特科试题的题目是：“《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要求应试者从《周礼》取材，论述西周农工商管理的专官制，表明观点。
注：《周礼》是儒家经典，相传为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但是实际上是西汉末王莽时期大儒刘向和其子刘歆的伪作。今从其思想内容分析，则说明儒家思想发展到战国后期，融合道、法、阴阳等家思想，春秋孔子时对其发生了极大变化。《周礼》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用来维护分封制。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为上古文化史之宝库。
袁嘉谷作答的试卷凡3400字，采八股文体，而非由《四书》取材。
袁嘉谷深刻理解了题目的要求，在他的论文中，紧扣题意，列举了西周农工商官制结构密，分工细，工作精的大量事实，赞扬了专官职；论述了专官应有的素质，以及如何培养专官，全面回答了题目的要求；进一步指出时政要害，提出了自己的政见主张。也就是文章所写道的：“合学校，选举，官制而一贯”，即从学校教育入手，培养知识全备且具精通一面知识的人才；通过任人唯贤的认真挑选；使其成为精通业务的农工商各方面的专官，让这样的专官管理国家政务，达到改革官（吏）制的目的。显然，袁嘉谷先生并不是在讲经济建设，而是论述了一个经国济民，官（吏）制改革，振兴国家的政治问题。
文章破题写道：“天下事，败阙者敝，全备者精：泛鹜者疏，专一者密。”袁文用世间万物共有的规律说明“全备”和“专一”的关系，作为立论的基础。承题深化主题写道“学全备而专一，遂以立官人之原。”就是说，(一个人）倘若具备了比较全面的知识，并有精深的一面，就具备了做官的基础。这要形成一个制度，那就是：没有哪个官不是从学校选拔的，也没有哪个学校不用心的培养专官。
怎样才能使专官获得“全备”“专一”的知识呢，文章写到，“稽我中国，其唯成周之盛乎？夫成周之盛，盛于周官。周官之隆，隆于学校。”即，考察一下我们中国的历史，西周算是兴盛的朝代了吧？西周之所以兴盛，乃是由于西周官制之兴隆。西周官制兴隆的原因，是西周教育的发达。那个时候，“下至乡遂（地方学校），上至成均（国家的最高学府），学焉无弗专，专焉无弗成，成焉无弗行，行焉无弗效。”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没有一所学校不重视专业知识的教育，有了专业知识的教育就善始善终，而且重视实践，做得很有成效。象这样的教育成效最显著的体现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
在接下去的起讲部分，文章写道:西周专官的设置是细密而全面的，对此作了大量的列举。为了精简文章篇幅，这里只就农业管理方面来说明。
文章说，为了加强农业的管理，西周设“大司徒”辨别十二种土壤适宜种植什么作物；设“遂人”管理各诸侯国的土地，并给他们以土地，（通过培训）使他们掌握种植的方法；设“遂师”、“遂大夫”巡视耕作,调遣劳力协助救灾；设“草人”管理土壤，检查测定土质，并教会耕作者；设“司稼”巡视管理郊区的庄家，区分早熟和晚熟的庄家，掌握种植和收获的时间；设“稻人”管理水田和洼地有关的农务，用蓄水池蓄水，用大大小小的沟渠排水、分水、放水、泄水，使耕作者能涉足田野，用镰刀去割除杂草；设“匠人”负责修通各种沟渠；设“廪人”、“仓人”管理谷粟的统计和贮藏；设“雍氏”负责处罚违犯保护庄家法令的人；农业专官扩大到山林，河流，沼泽，丘陵等领域，西周又设立了“林衡”、“泽虞”、“川衡”、“山虞”等专官。扩大到果园、猎苑领域，设立了“囿人”、“场人”这样的官。扩大到水产养殖方面，设立了“渔人”“鳖人”“掌氏”这些官。扩大到道路方面，设立了“田仆”“野庐氏”这些官。总之，在西周，一切农事有专官去管，项项农活有专官去抓，西周的水陆产品日益增长，社会繁荣兴旺。
文章就是这样，用充分的论据（笔者注，古人读书重牢记背熟，能根据题目的要求，从《四书》《五经》上摘取有关内容背诵默写出来，是评定文章等级的一个重要方面）肯定了专官制。
知识的全备和专一是专官应该具备的条件。那么，专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文章写道，专官要“典其职”（忠于职守），“忧其份”（为份内事操心负责），“举其辨”（敢于提出问题，明辨是非），“明其隐”（有了缺点和错误不护短，敢于承担责任和检讨）。
专官还应该象周公那样，有“夜以继日”，“坐以待旦”，不断学习的刻苦精神；有“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忘我工作的态度；有“朝读百篇，暮见七十士”，“贄而师见者十人，友见者十二人，穷巷白屋先见者四十九人，进膳百人，教士千人”那种虚心求教，礼贤下士，广聚众长，广结良缘，从善如流的处世态度和工作作风。文章指出，专官的良好素质必须通过教育来培养，要挑选农人，手工业工人和商人的优秀分子加以培养，让他们接受学校教育而成为农工商的专官。
袁先生分析说，本来，西周有了很好的专官制，但是，为什么后人就继承不下来呢？这是因为，我国“封建之俗相沿未改，官府之司琐而近滥，世卿世禄情私不公，宗臣亲臣尾大不掉”，一句话，是官（吏）制腐败的结果。
写到这里，袁先生的激情再也控制不住了。他心里想，皇恩浩荡啊！皇帝下诏开经济特科，说得很明白，就是要在制科之外“另辟蹊径，延揽杰出的社会实用人才，”“旁求俊杰”呀。皇上（于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即1901年1月29日）颁布的《新政上谕》已经明确指出，我国当今“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更指出，“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下诏求言，封章屡见，……一则袭报馆之文章，一则拘书生之成见，”都是一些无用的文章。因此，才开了经济特科取士，务求“洞达时务”者。想到这里，联系到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国家遭受的重重耻辱。袁先生一腔爱国的热情，一腔义愤涌上心头，写下了一段激昂慷慨的文字。
他写道：“天下之事，不知来，视之往；天下之理，穷则变，变则通”。“国家有无尚的权力”，一切可变可不变的权力都在国家。应该在全国选拔有卓越才能的人为国家兴利除弊，而不能再让放荡庸碌的蠢才损公肥私。要改革现行的官制。在我国的历史上，探索官制改革者不乏其例。西汉末年的王莽，西魏时期的苏绰，北宋的王安石，明朝的方孝孺他们也都效法西周的官制，作过若干的改革。但是，他们不善于运用，结果一事无成失败了。隋唐以来，官制实行“三省六部制”，算是职责比较明确的官制了。但是，也还有一些虚设的官。这些官，他们无所事事，成天追求名利，害国害民；而一些亲近皇帝的官掌握了实权，更是滥用权力。这些官制的奇怪现象怎不叫人痛心。
文章说，以史为鉴，迷途知返。现在改革，正是时候。抓住关键，纲举目张，国家就能走向复兴。应该看到，官制腐败，问题严峻；财政困难，国家贫弱固然如此，但并不是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在于人才的匮乏，国家在世界上的威望不高，不是因为国家的贫弱，贫弱只是现象，问题的根本在于国家难以严肃法纪，政令不能克服反复无常的状态，这才是国家贫弱的根源。国家针对时弊改革内政不是内乱，那种无原则的宽容，得过且过以求平安；或听任他国摆布，等待后人更新的态度，才是内乱的症结所在；国家在某些方面出了些乱子岔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沦丧和风俗，语言，文化的毁灭。
出路在哪里呢？文章引用孔子的话写道：“为正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人。”一切都在于人，人的品质，人的修养，人的行为。高尚的人格在于教育。要寓人才培养于教育之中，把通过教育培养人才，挑选人才，改革官制三位一体结合起来。在挑选人才时，要就其名而查其实，听其言而观其行，使被选拔的官吏名副其实。他们做官从政要法古而不泥古，能因地制宜，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倘若做到这些，我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一定能够摆脱危机。找到出路，走向富强的。
对袁嘉谷先生的这篇试卷，阅卷大臣们的批语是：“精博和厚，似姚秋农一流文学”；“升冕群英，足添玉堂佳话”；“万言书如一笔书，非枝枝节节而为之者“。这三段评语分别说的是：试者袁嘉谷的这篇文章，在解释经意上精神厚重，就象嘉庆年间礼部尚书姚文田的文字一样；在一群经济特科试的英才中，他是第一，给翰林院又增添了许多美谈；他的文章一气呵成，很流畅，很有条理，不是枝枝节节拼凑起来的，的确不同于一派书生。这些评语固然评价很高，但笔者认为，阅卷官都是从文学文字方面作出的评价。文以载道，取义是第一位的。所以笔者试加一条：“切中时弊，直言敢谏，有独到的见解。”我想，这样也才符合经济特科取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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