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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读书笔记(第二部)(第四章)(二)

《抵达》读书笔记(第二部)(第四章)(二)

作者: 淡泊人生的智慧 | 来源:发表于2024-04-01 21:04 被阅读0次

    罗马帝国统治者考

    罗马帝国曾经有一个著名的五贤帝时期。五贤帝,顾名思义,就是五位贤良的统治者。其中最为著名的两位,是哈德良和奥勒留。哈德良,就是著名的哈德良长城的修筑者。

    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把哈德良描绘成一位杰出有为的君主。

    他提倡艺术,修订法律,加强军事训练,亲身视察所有行省,不仅精力充沛,而且才智过人,在处理政务时,既能照顾全局,又能洞察细节。

    即便如此,吉本仍然毫不留情地写道:“然而在即位最初几天,(他)就处死了4位曾任执政官的元老,这几位是他的死对头,却也是帝国的功臣。”后来,哈德良的问题则更大。“他因疾病缠身痛苦不堪,变得脾气乖张,粗暴残忍。”

    在吉本的字里行间,任何读者都容易发现,哈德良作为一个君主或统治者有着相当严重的人格品性缺陷。

    吉本对奥勒留的评价非同寻常,

    (奥勒留)更为严谨勤勉。他经由无数次的凝神讨论、耐心听讲和通宵苦读,才获致丰硕的学养。他从12岁开始,奉行斯多葛学派的严格教条,被教导要让身体听命于心灵,感情服从理智,认为德行是至善,邪行是至恶,一切身外之物均无足轻重。

    奥勒留年轻时接受的就是非常严格的道德与哲学训练。他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部行走的人生哲学教义,包括“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行事公正,处世仁慈”。再加上他厌恶战争,认为战争就是对人性的羞辱和摧残。

    即便如此,吉本认为,奥勒留仍然有着重要的性格缺陷,那就是因为过分仁慈而丧失判断力,过分单纯而容易轻信他人。这就使得他常常遭受蒙蔽。

    更大的问题则是,奥勒留生前破坏了罗马帝国在当时已经形成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皇位继承制度——养子继承制。

    奥勒留作为君主的最大败笔,就是破坏了这种养子继承制,把帝位设法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康茂德。而康茂德完全够不上公正而有为的君主标准。

    按照吉本的描述:“康茂德的心灵已完全丧失道德和人性的情操,把治国的权柄视为无物,朝中的政事一概交给无耻的佞臣,自己竟日纵情声色犬马之欢。”

    当一个皇帝在德行或个性上存有重大缺陷时,由于他手握巨大的政治权力,就往往会带来重大的祸害。原因不难理解,他掌握的权力与资源容易放大他在品质与个性上的缺陷。

    在爱德华·吉本的眼中,公元198年至217年在位的罗马皇帝卡拉卡拉更是横征暴敛、喜怒无常、有权任性、滥杀无辜的典型。

    公元253年至268年在位的罗马皇帝伽利埃努斯被视为一位“外貌柔和却毫无人性的皇帝”,他曾经颁发一道最野蛮且留存至今的命令。他的命令这样说:

    只要在屠杀儿童和老人这个问题上,能够不要让我们的名声受损,就把所有男性不论年龄完全连根铲除。任何人只要说过反对我的话,抱着反对我的思想,就不能让他活下去。

    中国古代统治者考

    在中国历史上,一般来说昏君是争议不大的,像商纣王、秦二世、汉献帝、隋炀帝、宋徽宗、明崇祯等。所谓的昏君也不是全无争议。

    除了许多昏君,历史学家还记录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痴呆皇帝——西晋惠帝司马衷。

    中国历史叙事中的明君模型,明君的基本特征包括开疆拓土、有效统治,仁政勤政、爱民如子,善用人才、整肃吏治,恪守制度、节制私欲等。

    秦始皇大体上是一个毁誉参半的皇帝。他的主要功绩是平定六国,自此在中国开创了统一的君主制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

    毋庸讳言,秦始皇也是一个著名的暴君,在暴虐施政上开创了不少先例。

    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河西走廊,通过汉匈战争前所未有地扩展了中国中原农耕政权的疆域范围。

    但汉武帝也被历史学家视为一个好大喜功的皇帝,其统治结果是汉朝的民间社会更加贫弱,使汉初文景之治的繁盛局面发生了逆转,汉朝的国库也变得空前空虚。

    如果要品评人类历史上统治者或君主的优劣等级,恐怕在概率分布上至多是一条正态分布曲线。

    伟大君主与暴虐君主可能都仅占较低的比例,大部分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平庸君主或普通君主。

    统治者的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

    即便是一个具有极佳素质与个性的政治人物,由于君主统治模型的结构性问题,他能否成为一个理想的统治者也仍然是未定之数。

    法人君主与个人君主的张力

    任何君主统治模型都让统治者面临着一个基本的困境:一方面,统治者拥有巨大的政治权力,甚至是生杀予夺的权力;另一方面,统治者本身也只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个体,是一个具备某些素质或特质的普通人。而君主统治模型却给予了这样一个普通人以巨大的政治权力。

    一个真实的统治者其实时时处在两个角色之间——一个是法人君主,一个是个人君主;前者是应然的君主、法理的君主,后者是实然的君主、真实的君主。

    “统治者的目标函数”假设

    多数统治者都普遍地关心三件事情或三个目标,首先,君主关心的是自己的政治生存,这是他首要的政治目标。

    其次,君主关心的是自己的统治成就。

    最后,君主同时还会关心个人享受。

    一个理性的统治者大体上需要在三个主要目标——政治生存、统治成就与个人享受——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如果统治者足够理性的话,政治生存是所有统治者在优先等级上排在第一位的目标,是他们的首要关切。

    按照一般的历史叙事,那些更关注统治成就的君主,往往更有机会成为好皇帝、有为君主或成功统治者,那些更关注个人享受的君主,往往更容易成为坏皇帝、无道昏君或失败统治者。

    君主统治模型的金字塔结构

    君主统治模型有四个基本特征: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君主在法律上不受约束,君主一般实行家族继承制,君主本身也是一个普通的肉身。这四个基本特征也构成了君主统治模型下统治者进行统治的结构性约束条件。

    我们可以把君主统治模型视为一个金字塔。在这个金字塔中,君主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他代表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间则是协助君主管理国家的统治精英阶层,他们是君主的助手,但同时又有自身的利益与诉求;下面的基座则是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他们有赖于国家提供基本的安全、法律和秩序,但同时承担着整个统治机构的运行成本。

    在君主统治模型下,统治者需要考虑三种主要类型的政治风险:一是来自统治精英的风险。

    二是来自被统治者的风险,也就是来自普通民众的风险。

    三是来自敌对国家或外敌入侵的风险。

    统治者的统治行为,不仅受到他自身一系列目标函数与个人动机的约束,特别是政治生存、统治成就与个人享受这三个主要因素的约束,而且还要受到君主统治模型之下一系列结构性约束条件的左右。

    统治者的行动、选择及其结果,既是由他的个人因素——特别是君主的知识、能力与德行以及君主的目标函数——决定的,又是由他所面临的结构性约束条件——特别是君主面对的政治格局与权力结构——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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