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特性决定了世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完全脱离宗教。古今中外，各种灭教的案例告诉我们，即使采用强力手段，也只是治标不治本。要动摇“本”的根基，势必要建构一种类宗教的信仰体系，通过哲学文化的传承与时间积累，人造另一种“宗教”取而代之。我们可以由儒释道体系与婆罗门体系的形成过程可见一斑。首先，他们的根底都可追溯到“自然宗教”。
表面上看，自然宗教似乎比较符合很多无神论者对宗教的刻板印象。因为认知水平与生产力低下而产生的自然崇拜，崇拜日月星、各种自然现象或动物、植物等等。其中，稍微抽象一点的可能是崇拜“天”或“天神”等。然而，难道这些自然物质真的会被古人看作是“神”吗？古人真的会愚昧到以为是这些物质所散发出的力量帮助了自己吗？
通过宗教内生性的“灵界”逻辑来理解，他们只不过是把这些物质形式看作了“灵”在自然界的展现形式，崇拜的始终是那个“灵”。因为渴望和“灵”的沟通，所以“萨满”（通灵人）就变得极其重要。他们依托某些特定的“灵”的力量来满足信仰者的需求，但却不能保证凡事满足。此外，因为客观独立的“灵界”并不以人为意志所控制，所以萨满的能力也不能凭借师承或血缘得以完全传承。所以，在自然宗教下，要信仰者“忠贞不渝”是有难度的，往往会依托世俗权力的协力。此外，不同的萨满各有特长，各自吸粉。于是，如何留住人心成为了一个大问题，主要方法有以下两点：
第一，通过部落（国家）战争，兼并土地人口的同时，吸纳更多萨满，意即吸纳更多的“灵力”。宗教强则部族强，这不是一句玩笑。上古神话传说与历史记录，无论是中国的神话，还是希腊与罗马之间的神祗传承都在讲述着这个道理。但随着领土的扩大，俘获的“神灵”越来越多，使得自然宗教面临了转型压力。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理论建构”。随着“萨满”地位的进一步上升，人终于意识到只有人是“灵”最合适的载体，所以自然宗教发展的后期，必然转向对人的崇拜。那么，该如何构建不同“神灵”之间的关系，以至和谐共生呢？通过“萨满”与信众们共同的“创造性记忆”，“灵”与“灵”的关系更加具体清晰了。西方文化把特洛伊战争作为“神话”与“历史”的分水岭，在其中有“神”与“人”的爱恨情仇，特洛伊的英雄乃是“神人”，其后嗣们多半成为了不同民族的开创者。
建构关系的表现就是创作神话。相应作品应运而生，成为了人类文学的源头，其中部分对某些宗教来说，成为了经书。婆罗门体系下最早的经书和希腊罗马神话并无本质不同，都起到了为“众神”创造家谱的目的。道教为厘清魏晋时期庞杂的神仙，南朝梁代的陶弘景写了《真灵位业图》，将神仙分为七个等级，每个等级设一中位，有一个神仙主持，中位之外又分设左位、右位等若干席位。
如此一来，自然宗教就不再“自然”了，披上了“文化”的外衣，成为了另一种看上去更“靠谱”的宗教了。文化宗教以文学记录革除了自然宗教过分依赖个体（萨满）能力的缺陷，使得信仰得以体系化。通常，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比如希腊罗马神祗的关系从公元前9世纪就出现在古希腊的民间记忆与民俗故事中，最终完成于公元2世纪的古罗马作家之手。我们知道，即使是将一句话让十个人口口相传，到最后也会有很多偏差。因此，在文化宗教的演变过程中，“灵”的真实性一定会被“人”的文化所洗涤。虽然，我们不能说“神话”是虚构的，但这些宗教文学作品的叙事显然更有助于我们探究人文与历史世界，对于“灵界”则只有一点参考意义。
然而，文化宗教依然需要打补丁。随着人文世界的继续发展，早期的文化宗教在各方面不断暴露出了不少缺陷。其中最大的问题正是“神”越来越多所带来的弊病——缺乏体系化的教理，因而无法为信徒提供有逻辑的“三观”。于是，富含哲学意义的教导开始化身为文字，开启了上文所说的“哲学”塑“宗教”的过程。然而，为实现哲学化宗教的目的，需要足够强大的人文环境作为保障，所以成功转型的文化宗教并不多。下面以儒释道体系与婆罗门体系为例，进行简要说明。
婆罗门教的前身是吠陀教，而吠陀教源自古波斯多神信仰，崇拜种种神化之自然力与祖先、英雄人物。雅利安人侵入印度次大陆后为了统治需要，在其基础上“研发”出了种姓制度与轮回转世。
然而，这一制度毕竟是不“人性”的，所以出现了与婆罗门思潮相对立的沙门思潮。沙门思潮是当时各种与婆罗门教义相对立观点、派别的通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佛教、耆那教、生活派、顺世派和不可知论派等。其中佛教和耆那教影响力较大。观点的对立，意即哲学层面的思辨与逻辑的碰撞开启了。公元8、9世纪，婆罗门思想的集大成者——商羯罗以哲学应对哲学，驳倒了佛教徒没有灵魂或自我的信条，在理论上使得佛教逐渐失去吸引力，重新建立了婆罗门教之“神”——“梵”与《吠陀经》的权威性。随后，婆罗门教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的一些教义，结合印度民间的信仰，最终发展成为了印度教。婆罗门体系指的正是印度教之下的人文世界，是众“神”的动态平衡。
在崇尚自然宗教的商之后，春秋的诸子百家开启了哲学理念的互动与博弈。历史的大洗牌之后，儒家作为一种着眼于现实生活的学说力拔头筹，而道教作为典型的早期文化教，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承袭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衍化形成。
如果佛教不舶来，道教很有可能因为欠缺教理而微弱。佛教哲学（佛学）在印度败走麦城，但却在中国激活了道教的转型。道观的戒律，规范，建筑等等都借鉴了佛教，而佛家在最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由于语言的障碍要运用道家的经典术语来翻译，所以最初的佛教大师不仅要懂梵语与佛法，更要精通道家经典。此外，为因材施教、因地制宜，佛教本身在“普法”的过程中也慢慢地失去“初心”，及至禅宗的建立，佛教中国化初露端倪。宋明之后，“以佛修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观点体现了儒释道的大融合，促成了“理学”（道学）的诞生。儒释道体系指的正是理学之下的人文世界，将“神”束之高阁，着眼于“人”与“心”，时而以早期文化宗教的怪力乱神为佐菜，因此常常被人误会为“无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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