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效应》读书笔记十四

作者: 白色石南 | 来源:发表于2020-03-13 21:38 被阅读0次

    第13章 社会动力学调查Ⅱ:去个人化、去人性化以及姑息之恶

    我们人类有着各样的心理模式和潜能,人每天都需要面对特殊情境塑造。这些情境力量和我们的基本生物性以及人性互动,作者主张人的堕落潜能是人的心灵复杂可能性的一部分,为恶以及为善的冲动一起构成了人性中最根本的二元性。

    去个人化:匿名又破坏

    威廉.戈尔丁在小说『苍蝇王』中描述了一个只在脸上画画就可能让一个循规蹈矩的英国男孩变成凶残的野兽,是否有任何心理学上的证据可说明伪装外表对行为过程的戏剧性的影响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促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去个人化和反社会行为。

    匿名女性的惊人行为

    作者设计了匿名女性的电击实验,与米尔格伦的典范有几个不同的地方:第一没有任何权威人物直接施压,第二没有对受试者施加从众压力,第三没有用如果不执行任务就无法达成研究目的方式对他们施压。作者的实验中他关注的是属于电击的持续时间。实验组和对照组除了匿名性和可识别性变项的操纵之外,两组人在实验中受到的待遇完全相同。

    结果显示:去个人化状态下的女性对受害人电击的次数是个人化状态的两倍。而对人与人和善和讨人厌的两位女性电击次数一样,也就是说之前对受害者的感觉不会影响他们的行为,而且电击时间不断增长。相比较而言,个性化状态下就出现了差别对待。

    去个人化的心理状态对他们造成的影响,激动的行为造成自我增强现象。每个行动都激发了更强烈的更不受控制的反应。他们的反应从伤害他人的残酷动机发展到了感受到自己对他人的支配和控制能力的激励动机上了。

    在斯坦福监狱中,太阳镜和军装制服是去个人化的方式,这些研究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任何让人感觉拥有匿名性的事物或情境都会削弱他们个人的行为辨识度,并因此创造出为恶的潜在条件。而当情境本身或行为者被允许有某种行为,其结果更证明了这个结论。

    在既定情境中的对待方式也能产生匿名效果。例如被当成系统下无差别性的『他者』或者忽视你的存在等。

    文化智慧:如何让战士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回家后还是好人

    通过对战争资料的研究肯定了作者的预测,即当上级允许战士们以平常禁止的侵略性方式作战时,匿名性将促进毁灭行为。对这类资料的检视发现战前改变战士外表会导致战士们以残暴的方式对待敌人,而在受害者被伤害虐待或切断手足情况时,大部分都是第一次改变外表,并将自身去个人化的战士所为。

    对于年轻人,光维持平常装束,再脱去军装,他们的行为也经历了三个历程,当人们可以认出他们时他们是和平的,然后他们取得匿名性成了伤人的战士,然后脱下军装又变成了爱好和平者了。

    某些环境可赋予短暂的匿名性,对生活或置身其中的人而言,不需要改变自身的外貌也同样具有匿名效果。例如作者在本书之前谈到的被废弃车辆试验,支持都是犯罪『破窗理论』的经验证据,环境条件造成了他们的匿名性,让他们成了街头的破坏者。

    去个人化过程会将理性节制的人变成放浪形骸

    人们平常由于认知上的操控,表现出的行为符合社会要求以及个人接受的范围,当认知的操控手段受到阻碍,搁置或扭曲环境时,就有可能变成恶人。

    通过两个策略可以实现:第一降低行动的社会辨识度,有效的做法是让个人处于散播匿名性和扩散稀释个人责任的环境中,第二降低行动者对自我评价的在意程度,通过改变意识状态来停止个人的自我监控和一致性监控,或者进入一种延伸的现代式时间定位中,或将责任向外推卸给别人。

    去个人化过程导致的行为被当下情境指挥以及生物性的荷尔蒙的分泌使心理上的激励状态,是去个人化过程的前兆,也是结果。在过度去个人化的情况下,一旦人们短暂活在延伸现在式的时间中而不再顾及行动的未来结果,好人就会做坏事。平常对残暴行为以及暴力冲动的约束和限制就会消失一空。

    狂欢节效应:以狂暴为集体去个人化过程

    狂欢节追求的是只活在当下的纵情声色,当纵情狂欢时,各种忧虑和义务都被忘却,其本质是将行为从平常的束缚中解放,从以理性为行为基础的辖制下松绑。但人们在潜意识却知道这样的庆典是短暂的,因为大斋节即将到来。狂欢节效应是群体行为的去个人化过程,会暂时放弃对个人行为的认知和道德约束,而不顾后果和责任的纵情享乐。

    去人性化以及道德脱钩

    去人性化,就是某些人将另一些人从身为人类一员的道德秩序中排除,是形成偏见,种族主义和歧视心态的核心过程。光是对他人的人性特质不回应就会自动促成毫无人性的行为,在南京大屠杀和卢旺达图西族妇女强暴事件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将受害者当成人,而只是某个东西或是虫子而已。越战中的『亚洲贱种』以及现在的『朝圣狂』和『头巾人』被用来贬低不同脸孔的人。

    一个在实验室进行的绝佳控制实验,实地示范了这类标签以及相关形象可能刺激行动的强大效应。

    实验中的去人性化:把大学生当动物

    班杜拉和他的学生设计了一个实验,可以细腻的呈现去人性化标签的力量如何促使人们伤害他人。

    在这个实验中,研究者称决策者们是拥有相同特质的人,只需要改变基本情境中的两个特质:标签状况(去人性化,人性化,中立)和归责状况(个体化或分散),志愿者被随机指派标签化以及归责状况。

    具体实验过程在此不详述,可见本书355页。

    对于标签化状况的研究,正面之处在于当正面化的标签他人,即使武断也能让他者得到尊敬的待遇。人性化的力量可以抵消严苛的惩罚。这个实验也反映出就是关于言语,修辞以及刻板印象标签化的力量,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为恶。当责任较少归于个人时,电击会施加较强。

    根据这个实验,班杜拉发现去人性化成为人们用来自我开脱的借口,从摆脱平常的自我约束到做出有害他人行为的研究中,他发展了一个概念模式-道德松绑。

    道德松绑的机制

    这个模式假设是在常态化的社会化下将外在道德内化成个人品行规范,并且拥有思想和行动的控制能力。大多数情况下,自我约束机制和个人道德标准间的关系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某些时候可以解除自我监控。

    班杜拉模式阐明个人如何选择性的解除行为规约自我监控而将伤害行为转化成道德可接受行为,这一过程只需要启动四种认知机制:

    第一:借由采纳神圣化暴动的道德命令而创造出行为的道德正当性,将伤害行为重新定义为荣誉的行为,(比如恶行和正当行为,用委婉的语言)。

    第二:借助分散或推卸个人责任,可让我们感觉行为和有害后果间的没有直接关联。

    第三:要忽略,扭曲,削弱或根本不承认后果来改变我们对行为造成的真正伤害的看法。

    第四:重新建构对受害者的认知,把后果怪罪到受害者头上(去人性化)。

    了解去人性化过程不是为了找借口

    揭露道德松绑的心理机制有助于我们确认:道德约定可促进人们之间从同里出发的人道情怀。

    制造去人性的国家公敌

    国家运用全国性的媒体宣传活动创造出『敌人的形象』,这样的心理适应训练是军人们最强而有力的武器,对仇敌统治的恐惧会使人们感到恐慌,从而心甘情愿的送孩子们去战场。

    山姆.基恩在『敌人的脸』一书中就明确的揭露了这一过程,这些视觉形象创造出集体的社会偏执。这类宣传是某群『充满敌意的人类』使用的树敌伎俩。

    当人们采取去人性化的角度来认知某些特定他者的结果,一旦这些人被公开宣称奇怪,讨人厌,人们就愿意对他们做出一些难以想象的事。例如美国采取的绝育手术。只因当时的优生学提倡者根据科学的理由,决定用排除不良特质的人达成人种净化的目的。

    姑息之恶:被动的旁观者

    马丁.路德.金说过『被动接受不公正的体制,也就是和这个体制合作,并因而成为它的恶行参与者』。

    面对恶行,不做任何事也是一种邪恶。邪恶最具关键性,同时也最不为人知的促成因素是背后沉默的大多数,目睹一切成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人。

     基蒂.吉诺维斯事件,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的看法

    在纽约皇后区的基蒂被害过程中,有许多人真正目击了整个事件过程,听到了吓人的惊叫声,却没有提供任何协助。几个月后一名秘书被殴打强暴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

    旁观者介入研究

    针对以上的事件,天性式分析是归罪于冷酷无情的纽约旁观者。而社会心理学者试图了解是什么让处在那个情境中的一般人无法做出对的事。

    拉塔内和达利在纽约的研究表明,当紧急情况发生时,越多人目睹,这些人就越不可能提供协助。他人的在场分散了个人责任感,当然参与者的人格测验排除了特殊人格特质与介入速度,介入可能性之间有显著关系。

    我们创造情境同时也改造情境,我们常常接受其他人对情境的定义和规范,而不是挑战规定开发新的行为选项。在紧急情况没有介入的原因,除考虑个人安全外,同时会担心管别人闲事会让自己付出代价,被动的不作为其实是临时浮现的群体规范下的结果。

    如果好人也很忙:匆忙中的善行

    在神学院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时间越充裕越可能伸援,时间压力的情境变项造成了行为结果的主要差异。所以当在危难中没人伸出援手时,我们要考虑的不是谁会帮忙,谁不会帮忙,要关心在那个危难情境中的社会和心理特质。

    制度化的姑息者之恶

    邪恶情境中的观察者旁观恶行进行,知情者不插手或者向邪恶挑战,他们的不为导致了邪恶的持续猖獗。

    国家跟个体一样有时不愿卷入麻烦,而决策者也经常受来自『当地主事者』的内部压力,因此国家民族的不做为就造成了大规模屠杀,种族灭绝事件,这便是制度性的姑息之恶,如1939年美国政府拒绝载着犹太人的圣路易斯进入美国。

    情境与系统为何至关紧要?

    人类选择环境也通过行动改变环境,我们有能力选择生命走向,但基础的生物机制以及文化价值和实战也对人类行为以及社会有巨大影响。

    西方的主要制度的运作是个体为核心的,情境因素被当成了一组最低限制相关的外在事项。

    在衡量造成各种行为的因素时,有天性主义者(针对个人因素)和情境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情境或思路是对『他者』施与『归因的慈悲』,认为在相同情境下,无论是谁都能做出同样的事情。

    刑事司法正义体系依赖的是一般的常识观点,也就是说犯罪原因是由动机和人格决定,对于行为的跨情境一致性有不切实际的想象。然而我们不能不考虑社会脉络对行为,犯罪和道德行为的影响力。李.罗斯和唐纳.谢思托斯基认为司法体系必须采纳医疗科学与实作的模式,充分运用现有研究对何者有害或有利于身心运作的理解来协助司法。

    评估情境力量

    在主观层面上,必须身处情境中才能评估在同一情境的其他人的转化性影响。经营性学习,如同经营性学习一样,旁观者清是抓不住情境中的精髓的。

    大量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社会情境的力量具有可信度和稳健性效果,针对以普通人虐待行为的社会脉络变项以及原则为主题的研究也利用到了这组资料,找到的效应值显示出情境变项对行为影响的一致性和可信度。

    回顾与总结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作者将就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的天性分析与情境决定因素作对照,从情境因素出发,将军事和政治经济包括其中,重新回顾独立调查所得到的若干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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