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介绍到这本书来自于津巴布韦,名字叫《东区挽歌》。
津巴布韦于1980年脱离英国管辖,正式建国。穆贝加担任总统达30年之久,前不久才卸任总统职务。听说俄罗斯的普京要竞选2018年的总统,不知他能否打破穆贝加的记录。
穆贝加是毛泽东的铁杆粉丝,中国进行改开后,对中国当时的领导人很是不满,认为他们背离了毛泽东的治国路线。不满归不满,来中国化缘时,一点也没不好意思。可能是因为脸黑,红了脸,也看不见。
穆贝加政府采取激进的经济政策,收回原属于白人的大部分土地,进行农田再分配。此举造成农产品急剧减产,经济一落千丈。穆贝加政府为了挽救国家经济,采取饮鸩止渴的办法,引发大量钞票,短短几年间,通胀率达到了231000000%,“结果,人人都成了亿万富翁,包括女仆与花匠。”
这本小说出版于2009年,前一年,一份来自联合国的报告称,该国只有6%的人口为正式雇员。大量的人口处于失业状态,即使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因为领不到薪酬而辞职。这本书里的13篇小说,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我在看这本小说集的时候,时常想到发生在我们这片大地上的事情。
《我的堂妹兰巴纳伊》回国奔丧,却再也去不成美国,因为他是偷渡去的。千方百计地去了伦敦,又消失在人潮汹涌的都市里。这让我想起国内一线城市里奔波的人群,他们背井离乡,是因为故土已不能安放他们的灵魂。他们都是自我放逐的人。他们还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有些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东区挽歌》的结局,不就是咱们这儿驱逐低端人口的翻版吗?《来自拉拉潘济的女仆》里的女仆,是个老实活泼的乡下姑娘。革命者来了,有人说她们应该陪睡。革命者走了,又有人说她们通敌。在城里做女仆时,怀孕后,男朋友以她的过去为借口,离开了她。这个姑娘走投无路,死在了一条水沟里。
女仆死了,被驱逐的人又去了哪里呢?这些最底层的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里,作为国家机器的官吏,又会遭遇什么样的变故呢?
《我们在日内瓦的同胞》这篇小说,讲一个派驻到日内瓦的官员,遭遇了一场中奖骗局。资金金额高达100万欧元,占了津巴布韦年度预算的五分之一。这位可怜的官员打算怎么处理这份意外之财呢?他仅仅想着买新手机、冰箱、炉子,必须给妻子买一套衣服。贫穷限制了他的想象力。
如果剥离故事背景,人在故事里的悲欢离合并没有太多不同。但人是生活在具体的环境里的,他们在不同的境遇里,采取的应对方式,又有细微的差别。如果看不到这种差别,读再多的书又有什么用呢?应该追求差异性,而不是统一性。
上面几篇小说里的主人公,他们的生活何以如此?通货膨胀是表面现象。惊人的通胀率是谁造成的呢?
《听,最后一声军号》,把问题产生的根由指向了领导国家的那群人。
总统为了政治考量,要求前国家领导人的遗孀,违背丈夫死后葬在自己家乡的遗愿,改葬在一个动荡部族里。作为交换,遗孀得到了前夫农场的继承权,并在参议院里获得了一个职位。
在总统的演讲稿时里,死者是个顾家爱家,正派诚实的英雄。事实与宣读稿里截然相反,他是一个七十岁的好色鬼,死于伟哥诱发的心脏病发作,还涉及到一个未成年的女孩。
遗孀在年青时追随丈夫闹革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革命取得胜利后,从前革命者立即成了既得利益者。遗孀为自己的交换找理由时,提到了其它不轨的官员,有些贪腐还涉及到总统。
他们以反抗压迫者的面目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取得政权登上权力的巅峰,开始做所有统治者都会做的事:镇压异己。一个影响力辐射到整个国家的人,当她的女儿表现出和国家机器相背离的观点时,依然遭到了机器的碾压,被送到了一座疯人院里。在疯人院里,她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没疯的人。
作者把这个女大学生设定为法律系的学生,这和作者的学习生涯是吻合的。我想,以作者在小说里发表的意见,如果待在国内,而不是日内瓦,她可能会遭到和这名大学生同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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