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

文/叙尔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归国，与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商议，并得到上海求益书社的协力，创办《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第1卷第1号出版。1916年2月15日，第6号出版。之后停刊半年。1916年9月1日第2卷第1号出版，更名为《新青年》。1917年2月，出版第2卷第6号。陈独秀应蔡元培邀请任北大文科学长，改于北京编辑，出版仍于上海。1918年1月编委会成立，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等为编辑委员。胡适、高一涵等后来也加入编辑队伍。编辑工作由编委轮流主持。1919年9月，陈独秀组织“新青年社”，成员主要为编委与撰稿者。1920年夏，“新青年社”因思想不同而分化。陈独秀回上海，杂志转上海编辑。1922年7月1日出版第九卷第6号，后休刊。1923复刊，已失去原来光彩。

陈独秀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1915年9月15日）及《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1915年12月15日），表达以下的意思：西人好战，生性坚强。欧洲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不断，其全部之文明史乃用鲜血写就。英国以鲜血得世界之霸权，德国以鲜血获今日之荣誉。相形之下，东洋民族安息而不争，畏惧而退让，柔弱而不坚，“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耻！”

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西洋民族商业交往，宁信法而不信人。人际之间，纵少许授受，也依法立据。家庭成员之间，如父子，如兄弟，有借有还，斤斤计较。亲戚交往，不因感情而违法损利。浅见者以为此即风俗敦厚，其实大不然。外饰厚情，内储愤忌，结果以君子始，以小人终。以此为俗，何来“敦厚”？以法律、实利为重，其表象刻薄寡恩，然结果人皆自立，各成独立之人。以小人始，以君子终，国家经济由此勃勃发展，社会秩序由此井井有序。

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民族，英、美、法、德皆如是。社会之向往，国家之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由是思想自由，个人发展，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为人者当有其权，“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此权，无有差别。”所谓“性灵”，所谓“意思”（思想与意义），所谓权利，皆非个人以外之物。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虽与个人利益冲突，实乃以保护个人利益为其存在之价值。

东洋社会自游牧社会进而为宗法社会，自酋长政治进而为封建政治，至今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诗》曰：“君之宗之”。《礼》曰：“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宗族之扩大，演为国家。国家是大家，强调尊元首，重阶级，尚忠孝。“忠孝”为东洋宗法社会之道德，半开化民族一贯之精神。忠孝精神的背后是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恶果有四。一是损坏独立自尊之人格。二是窒息个人思想的自由。三是剥夺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四是养成国民依赖的习性。[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1915年12月15日。]

西洋风俗，爱情为一事，夫妇又为一事。爱情之发生，为一切男女之共性，此为情感关系；至于夫妇，乃法律关系、权利关系，已非纯然情感关系。结婚之前，各要求其财产而不以为贪，结婚后，各保有其财产而不以为吝。即使上流社会之夫妇，一旦婚姻破裂，直讼之法庭而不以为羞愧，社会也不会以此而责备他们。[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1915年12月15日。]

《新青年》创刊之初，陈独秀主张向西方学习，而学习西方当从法国学起。陈独秀有以下的言论：可称为近代文明者唯欧罗巴文明，亦即西洋文明。当今移植美洲而风靡亚洲者，乃此文明。创欧罗巴文明者，凡欧罗巴人皆有贡献，而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

然而不久之后，陈独秀即倾心于苏联十月革命，从向学习法国转向师从俄国。说到陈独秀，有必要介绍李大钊的东西文明观。李大钊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如此等等。世界文化可分作动的文化与静的文化。西方是动的，东方是静的。不过东洋静之文明已处于屈败之势，西洋文明虽亦困难重重，然临于东洋，实居优越之域。目下日常生活之一举一动已逃不出西学范围，人皆觉其需要，享其便利。火车轮船不能不乘，电灯电话不能不用。个性自由不能不求，“代议政治之不能不采行”。李大钊论东洋文明之缺陷为：厌世的人生观不适于宇宙进化之理由；惰性太重；个人“仅为一较大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轻视妇女；缺乏同情心；神权偏重；“专制主义之盛行”等等。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不同，究其原因，在于地理环境相异。文明之主要舞台在欧亚大陆，在此大陆中央有一条绵延的高地，其不为南北走向而为东西走向。高地阻隔了南北的交通，形成人类文明的两大系统：南道文明与北道文明。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寡，“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

东西文明必将相互调和，李大钊期待人类之彻底觉悟之日，无论东西皆发生吸取对方文明的欲求，由此互补长短，“世界文明始有焕扬光彩、发育完成之日”。然而，李大钊又强调以下的观点：断不许以“中国义和团思想”及一切“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中国特有之“不洁之癖”、“吸食鸦片之癖”皆当自行灭除而不配传播于世界。李大钊最后的结论是中国亟需文明的变革，而新文明的创造是需要榜样与“媒介”，而“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之任”。[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

总之，1919年前后的中国东西文化论争，围绕东西文化区别这样的宏大话题展开讨论，大体意见如下：从民族性格看，东方是静的，西方是动的；东方重自然，西方重人为；东方是自足的，西方是长进的；东方是调和的，西方是竞争的。从社会构造看，东方是集体的，西方是个人的；东方是宗族制度的，西方是城市制度的。从思想态度看，东方崇尚专制，西方追求自由。从生产方式看，东方是农业与游牧的，西方是工业与商业的。

文化论争探寻决定文化相异的多元缘由。陈独秀论世界民族，以人种言，略分黄白，以地理言，略分东西。人种及地理不同，遂使思想各异。李大钊等也看到，地理环境首先影响到的是一个地区的生产方式，继而由生产方式产生社会构造，由社会构造产生思想态度，由思想态度产生民族性格。

东西文化论争促使中国人探讨东方文化的未来，抉择中国文化的道路。胡适论日本人的成功可以证明“一切创造都从模仿来”，主张以日本为榜样继续“模仿”与学习西方，以达“充分现代化”的目标。李大钊认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新文明之崛起而不成。他主张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创中国文明之新机。[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

陈独秀指出欧罗巴文明最足以变动历史，其思想特征“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然而他最后还是关注“圣西门、傅里叶等人力倡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论为世界文明进步的正确方向。[王中江、苑淑亚选编：《民主与科学的呼唤：新青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