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辑 | 教师是创造教育无限可能的主体
教师教育的奇迹
用生命铸就辉煌——名师孙维刚和他的教育事业
从1980年到1998年，孙维刚在北京二十二中，从初一开始接学生一直到高三学生毕业，他既当数学教师又做班主任，进行了三轮教育教学实验改革。1986年毕业的第一轮实验班，全班41人中，上线40人，上本科线27人，上重点线20人，考进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3人；1992年毕业的第二轮实验班，全班40人中，上线39人，上本科线38人，上重点线31人，考进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15人；1998年毕业的第三轮实验班，40人全部上线，39人上本科线，38人上重点线，考进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22人。
一个普通中学的教师，在生源很不理想的情况下，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创造出这样的奇迹的呢？在系统地阅读了孙维刚老师所著的《我的三轮教育教学实验》《全班55%怎样考上北大、清华》等书籍，并接触了很多生活在孙维刚老师身边的人之后，我对孙维刚老师的了解更加全面和深入了。
在孙维刚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忘我工作的时候，可恶的病魔悄悄地缠上了他。1990年，他被诊断出患了膀胱癌。1998年，他又被查出患了直肠癌。其间他经历了多次大手术，用他爱人王海亭的话说，每次做手术他都是九死一生。王海亭是孙维刚事业上的助手，有学生或家长找孙维刚请教而他不在时，王海亭就代为解答。在王海亭的心里，孙维刚“的确非常了不起”。在孙维刚身上，她看到了一个教师的魅力。孙老师宁可自己受委屈，对学生或家长总是有求必应。在孙维刚生病期间，打到家里来的求助电话仍是一直不断。每次接电话，王海亭就会担心又是谁要带孩子来请孙老师辅导。孙老师经过几次大手术后，伤口都能伸进一个拳头，可别人上门或打电话来请教，孙老师总是忍着疼痛，笑脸相迎，有求必应。为了这件事，王海亭常常一个人难过地偷偷地哭。王海亭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和孙老师找个没人的地儿，清净地过一段日子。但这样的生活对于她来说，真的是一种奢望了。
2002年1月20日上午9时41分，孙维刚在北京第六医院逝世，享年64岁。1月24日上午9点，首都各界人士近4000人自发来到八宝山，为他们所崇敬的孙老师送行。几千人聚集在一起为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送行，这种场面在北京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了。
许多人向孙维刚的学生打听孙维刚上最后一节课时的情形，但是他的许多学生都说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因为骨癌，孙维刚那时已无法再从每层12级的旋转楼梯爬上四楼，常要以头抵墙来减少疼痛，甚至连钻进汽车都很困难，但是只要一站到讲台上，他的脸上就会挂满微笑，旁人看不出一丝异样。
孙维刚老师一定是有信仰的人，不然无法忍受如此的疼痛。
生源对学校的教学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北京二十二中作为一所普通中学，经常面临生源不佳的难题。一次，一位在北京二十二中工作了30多年的老教师满腹委屈地对孙维刚说：“就这么点儿事，我给他们（指学生）讲了八遍啦！可是您看——这是今天考试的卷子，全班48人里，有47人照错不误……您说咱们的学生可怎么教啊！你怎么教他都不会，而人家重点中学的学生，你怎么教他怎么会，你不教他也会……”面对这样的牢骚，孙维刚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普通中学学生的素质和重点中学的学生相比，肯定有差别，盲目攀比是不现实的，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找到科学的教育方法。
这正是成功者心法之：不为失败找理由，只为成功找方法。
怎样才能进一步激发学生大脑的潜力，使之能提高学习能力呢？经过多年的探索，孙维刚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思路。
首先，必须系统地学习知识。知识之间是有关联的，要善于从根源上把握和理解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多问几个“为什么”。
其次，注重教学思想哲理性的升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认为学习的过程是“由薄到厚”向“由厚到薄”的转变，就是教学思想哲理性的升华。
第三，要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在课堂上，孙维刚注重调动学生的思维，让学生的思维跑在他的思维前面，鼓励学生“反对”自己、“打倒”自己，使课堂真正成为学生聪明才智相互碰撞的场所。
第四，注重方法和规律的掌握。对待做题，孙维刚主张题不在多，但要有代表性。
第五，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孙维刚就提倡和指导学生用写论文的方法来积极开展问题研究。这种方法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有很好的成效。
第六，科学安排学生的学习和休息时间。孙维刚在教学实验的过程中从没留过书面家庭作业，保证每个学生每天都能有充足的睡眠。
孙维刚教学成功的秘诀，归根到底就是一条：永远把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把学生的发展放在第一位。
因为用心培养学生，才会为学生找方法。这与时下很多教师的题海战相比，谁高谁低不言而喻。
对于德育和智育的关系，孙维刚一直认为，德育的成功，将有力地促进智育的开展；而对德育的忽视，也会阻碍智育的顺利进行。在教育教学中，孙维刚一直是把对人的培养放在第一位的。他要求学生首先要成为一个品德高尚、愿意服务社会的人，其次才是成才。
对于学生品德的培养，他注重三点：希望学生做诚实、正派、正直的人；希望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希望学生做有丰富感情的人，要使别人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你而生活得更幸福些。
教育的根本是育人，而不是简单的灌输知识。孙维刚老师抓的是根本，而不是表象。
广泛地参加体育运动使孙维刚对体育教育有了深刻的理解：经常性的体育锻炼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还能塑造坚强的意志。他总是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多种形式的体育活动。在他的倡议和带动下，很多学生也慢慢喜欢上了体育运动。在他的班里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每天放学后，男生要跑1500米，女生要跑800米；男生要做引体向上，女上要做仰卧起坐。长期的体育锻炼使同学们的身体变得强壮了。每次学校举行广播操比赛，他的班的成绩总是第一名。高三毕业时，他班里学生的平均身体素质在全年级是最好的。
除了体育，孙维刚还喜欢音乐，手风琴伴奏是他的拿手好戏。尽管学生的学习非常紧张，但是孙维刚每年都要组织文艺演出。孙维刚经常给学生讲授音乐方面的基础知识，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大调、小调、大和弦、小和弦、交响乐、轻音乐等。很多音乐基础比较好的同学在他的指导下，音乐才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每次合唱比赛，如果是以年级为单位评奖，他的班总是年级第一；如果是在全校范围内评奖，他的班则是全校第一。艺术陶冶了学生们的情操，也进一步提升了学生们的气质。
培养全面发展的孩子，少不了体育与音乐的基础训练。
1987年春节，第一轮实验班的全体同学到孙老师家聚会。王海亭炒了四大盘菜，然后大家又动手包了饺子。到吃饭时，坐的地儿不够，站着也太挤了，毕竟有40个人啊！于是，房间外面的楼梯上一阶一阶地坐满了端着盘子吃饺子的学生。邻居们看到这情景，既羡慕又感慨。
1987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天，孙维刚班上的全体同学参加了东城区数学竞赛，考场在东单附近的北京二十四中，但下午同学们还要去西郊听讲座。让同学们回家吃午饭是来不及了，买着吃又担心卫生问题，于是，孙维刚让王海亭在家焖了一大锅米饭，炒了一桶木樨肉片，用棉大衣捂严，骑自行车从北郊送到东单。孙维刚事先让同学们带着饭盒和餐勺，一交完卷，王海亭就当起了分饭的大师傅。热腾腾的饭，热腾腾的菜，热气腾腾的教室里欢笑阵阵。
杨哲同学永远忘不了和孙维刚老师一家一起生活的情景。那年杨哲的父母因公出国，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孙维刚把他接到家中，分文不取，吃住全包。这个家，没有高档豪华的家具，却充满了慈爱与温馨。除了杨哲，在孙维刚家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还有王丽红、纪秀伟、王瑞华等同学。孩子们现在都大了，回想起那段时光，他们说，当时只知道心里充满了幸福，充满了感激，却没有更深刻地去理解“高尚”的含义。
阎珺在自己参加国家数学奥林匹克集训队选拔赛前，多么希望能得到孙维刚老师的指导啊！可是孙维刚老师太忙、太累了，他不忍心再增加他的负担。但孙维刚知道后，冒着寒风推开了阎珺家的门。为了给阎珺提供数学竞赛的资料，孙维刚从一位刚由莫斯科回来的朋友手中拿到了俄罗斯最新的数学竞赛题目，然后凭借自己的俄文功底，马不停蹄地连夜翻译。一连几个通宵，他硬是把试题全部啃了下来，抄了整整15张稿纸，然后又及时寄送给在武汉集训的阎珺。阎珺获奖后捧着奖杯对人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有孙维刚老师，我不可能获得金牌。”
为了帮助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为了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在学习上掉队，从不说谎的孙维刚有时候竟也会“骗人”了。陈硕的父亲下岗了，家里生活很困难。孙老师在班里说，经学校研究决定，陈硕上学的费用由学校全部报销。后来学生们才知道，他是“骗人”的，这些费用都是他自己出的。高二时，班上七名同学参加全国数学夏令营，每人要交1000元，为了让大家没有负担地参加夏令营，孙维刚又“骗人”了——说是费用由学校出，实际上也是他个人出的。孙维刚把写书挣的稿费都花在了学生身上，自己永远穿一件旧的军大衣，或一件老式的袖口都磨破了的涤卡中山装。孙维刚家里所有的家具都是“过去式”的，铁床和大衣柜都是20世纪80年代初买的。他家里家具很少，但他和学生的合影，却处处可见。凭孙维刚的本事和聪明才智，他应该能挣到很多钱，但是他却情愿与清贫为伴，在自己钟爱的教师岗位上默默地奉献。曾有好几所大学派人游说，请孙维刚到大学执教。而他却说：“只要抓好了基础教育，大学的讲坛上就不愁精兵强将，还是让我干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吧。”其实，他是中国数学会理事，是这个由中国顶级数学家组成的团队中唯一的一位中学教师。教大学，他也一定很出色，但他仍然坚守普教阵地，坚守自己的初心。
1998年4月27日，孙维刚因癌症转移到直肠，住院准备进行第八次手术。5月1日那天，原高三（1）班全体同学排着整齐的队伍前来看望敬爱的孙维刚老师。大家默默无语，眼含热泪。自从得知癌症转移的不幸消息后，孙维刚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但此时此刻，他落泪了。孙维刚深爱着他的学生和他所从事的教育事业，这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王海亭还记得，在住院期间，昏迷中的孙维刚喊的仍是“排队，做操，收卷子”。在弥留之际，孙维刚嘴里反复念叨的除了这些话外，就是班里一个最淘气、最让他放心不下的男孩的名字。
孙维刚去世后，许多媒体都对他的教学事迹进行了积极的宣传，但也有一些媒体进行了片面的报道。面对这些片面报道，他的学生义愤填膺，纷纷以自己的事例对此加以驳斥。其中，孙之星同学给某报社写了一封长达5000字的信，信中最令人感慨的语句就是：“曾有人把孙老师树为应试教育的代表，而我将以我全部的生命去证明他不是。”孙之星同学的信引起了教育界很多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我们的媒体在宣传孙维刚老师的过程中，是不是过分注重宣传他那55%的学生考上北大或清华的升学率，而忽视了他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呢？
孙维刚老师对学生的爱是行动，得到的也是家长与学生的行动。
“孙老师是名师。他并不专门为示范而示范，他的每一节课都是示范课，都按照他自己的进度讲。他从不拒绝别的教师旁听。校内校外的教师，京城内外的教师，都是推门就可以听孙老师的课。”东城区教委主任周焕奇也曾是孙维刚老师的同事，他说，做一名数学教师，和孙维刚做同事应该是一种“悲剧”，因为他做得太好了，你难以超越他；但同样也是一种幸运，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竟然将教师这个职业做得如此轰轰烈烈，还带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教师。
做为名师的底气不仅仅是教学水平的高低，更是人格魅力的感化。
在孙维刚的心中，他的班级成员不仅包括学生和教师，还包括家长。每次开家长会，孙维刚都精心准备，认真做笔记，而他的学生都知道，他在很多场合作讲座，包括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从来都是不用稿子的。他的学生的家长对家长会也非常重视，常常是父母两个人都要来参加。在回顾自己的教学生涯时，孙维刚总是感激地诉说着家长们对他教育教学工作的大力支持。其实，在每个家长的心里，他们对敬爱的孙维刚老师，又何尝不是充满浓浓的感激之情呢？
1996年夏天，北京电视台为了拍一部关于孙维刚的片子，与家长们开了个座谈会。会后雷易鸣同学的家长给电视台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电视台记者同志：现把孙老师1991年做第二次手术前，在医院里给孩子写的信附上，请斟酌采用。我的小孩从小就‘多事’，不服管，常令老师头疼。为他，孙老师花费了不少心血。孙老师住院未动手术时，连着几天，每天都给他写封信或打个电话。我感觉到，孩子拿到信后是很庄重地读和想的。我也常围绕着孙老师写给他的信与他谈心，他的眼中常常充满泪水。这几封信，我们一直很好地保存着，常常拿出来阅读。孩子在一天天长大，我想，这几封信将使他终身受益。从孩子成长的情况看，在正直、正派、善良这些做人的基本点上我们是放心的。这不能不说是孙老师呕心沥血教育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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