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地上一个人，天上一颗星，人走了，星也就落了。但星光会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化作永恒的璀璨。好人的温暖也会留在我们的心里，添作前行的勇气。
王振玉老师走了半个月了，和老同事们聊起他，熟悉的人异口同声，他是一个好人，一个老实人。我们在一起共事过四年，但不熟悉，我在从事教学，他从事后勤管理，来往不多，印象确实模糊。有人提醒我，就是在灶上发饭票，菜票的老头，我努力的想，终于，一点一点的在脑海中勾勒出他的音容笑貌，一缕一缕梳理了他的事迹。今日有空，让思绪重回到昔日的校园，再现那段峥嵘岁月。
大荔师范的三座教师单身楼，我都住过。93年初，我从前面的东单楼，搬到了后面的单身楼。位于一个小院内，楼前还有一排平房，是几个年龄稍大的老师家厨房。房子后面几棵参天的泡桐树，把房顶乃至整个院子罩的严严实实，显得颇幽静。楼有三层，二楼楼梯边刚好空出一个房子，我便搬了进去，自己的全部家当，一床一桌而已。一开窗，晴朗的日子里，能看见华山的雄姿。楼下住的应该就是王振玉老师，他农村有家，一个人住校。
他那时年龄应该50多，和我现在相仿。但当时，我觉得他已经很老了，个子不高，头发花白，收拾的干干净净；稳重，淳朴，一看就是个老实人；不善言谈，不沾烟酒，生活淡泊的普通人而已。
买饭票，菜票的时候，他会非常仔细的数好，小心的交给我们，红红绿绿的塑料票票，印着大荔师范的字样，还有几斤几两，几元几角。拿在手里，轻飘飘的，但感觉也是沉甸甸的，这是我们一段时间的口粮，好像那时国家给每个人吃商品粮的人，每月都有固定的粮票。
王老师应该和我们一起，也在“干部灶”吃饭。我现在都觉得不可思议，大荔师范特别喜欢用“干部”这个词，我们每周日晚上的例会，冠名“全干会”。明明都是一群可怜兮兮的教职工，非得把自己当作威名赫赫的干部。
干部灶，其实也不过只有两个做饭的师傅，一胖，一瘦，都姓李，都不爱说话。有时候去的早了，透过卖饭的玻璃窗，能看到他俩默默的干活，配合的很默契，切菜，炒菜，和面，煮面，一丝不苟，兢兢业业，都是很好的普通人。
灶房的外面，有一个遮雨棚，已经很旧了，下雨的时候走过，雨打在上面，噼噼啪啪的，雨点穿过小窟窿落下，地上零零星星的湿了一片一片。门口四五米前有一个凉水龙头，我们自己带碗，吃完就在这里洗净。几十米外就是热水灶，不过打水的学生饭时挤的里三层外三层。
灶房里面是操作间，外面就是饭堂，排队打饭，然后端到几张圆桌上吃饭，圆桌就带着几个圆凳，一个整体。平日里吃饭的就是二三十个年轻人，年龄大的一般就是像王老师一样独自住校的人。我记得有大名鼎鼎的“三杨”——杨洪涛，杨勋，杨宏潮。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毕业于兰州大学，这学校当时可是比肩清华北大的中国十三所顶级高校之一。杨洪涛老师事业心强，重功名，当了特级教师，只可惜没有混个一官半职。一生辛劳，俭省过日，70出头就突然离世，可叹！杨勋老师诗人气质，淡泊名利，最后去了江南大学，谈笑有鸿儒，醉酒写诗篇，可贺！
陕西人爱谝，尤其在吃饭时，我们往往争的面红耳赤。但王老师并不参与，他好像吃饭的时间都和我们错开着，难得见一面，印象也就很淡。我们照旧日复一日的边吃边谝，一样的饭菜，你不羡慕我，我不妒忌你。一次不知是何缘故？一人突站起，桌子顿失平衡，我那时身手敏捷，向后一弹，险险躲过那洒淌的饭菜。有人就不幸中招了，大家呵呵大笑，说老天催我们快吃少谝。
后来，很多人有了自己的小家，慢慢的在灶上吃饭的人少了。王老师也退了，听说，他回了老家。后来，有人说在街上见他蹬三轮载客挣钱，他一是闲不住，二是清贫吧！我们那时工资特别低，他虽然给全校的师生发菜票，饭票，但从未占过一丝便宜，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是很多师范老前辈传统。
说到这里，想起一件事，那年不知为何，选了我当工会的纪检员吧。学校以前的暖气管坏了，总务处的刘福友老师拉上我一起到西安去采购。这一趟，让我开了眼界，暖气管市场真的是鱼龙混杂，标准不一。我第一次才知道有国标，行标，企业标准，价钱相差悬殊，中间的猫腻让人惊掉下巴。我们跑了两天，踏破铁鞋，用最少的钱尽力买最合适的产品。这期间，我们每人就吃一碗羊肉泡或者一碗面，住了一个便宜的临街小宾馆，吵的我一夜未眠，刘老师好像习惯了，倒头就睡。他这样办事，当然和我一样清贫，所以我们都买不起学校新的家属楼，买了又旧又小的旧楼安身。
大荔师范虽然消失了，老一辈的大师人也在一年年的凋零，我们的记忆也越来越模糊了，但有些东西还是刻在骨子里的，比如正直，善良，诚实，敬业，这些东西也会影响着我们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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