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亦泽
用今天的话说，司马光属于卡里斯马型的政治领袖，按照韦伯的定义，也就是浑身上下都洋溢着人格魅力的权威。
朝廷里有他在，再激烈的分歧总能被约束在一个可控的水平。于是我们不难理解，正是他的突然离世，让原有的分歧变得白热化了。这个时候，轰轰烈烈的元祐更化才不过进行了一年时间。
司马光之后的元祐时代，最著名的党争称为洛蜀党争。这场党争，你可以理解为圣人和君子打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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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党以理学大家程颐为首，蜀党以苏轼为首。所谓洛和蜀，是从党派领袖的籍贯而言的：程颐是洛阳人，苏轼是四川人。
在后人看来，程颐和苏轼似乎不该有什么矛盾。程颐和哥哥程颢是理学的开山人物，合称二程，后来又和朱熹合称程朱，这一脉的学术称为程朱理学，统治了元、明、清三朝的意识形态。
在理学系统里看程颐，是要把他当圣人来尊敬的。二程的立身处世确实也很有圣人的派头，他们从少年时代就立志学圣人，终生都以圣人的标准约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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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这个背景下看洛蜀党争，你就会发现斗争的双方一边是圣人，一边是君子，这怎么可能打得起来？
但偏偏就打起来了。司马光刚刚过世，苏轼和程颐就爆发了一场既滑稽又影响深远的冲突。
当天朝廷举办了一场典礼，礼毕之后，大臣们要去吊唁司马光。而程颐作为司马光丧事的主持人，却拦住了大家，说庆典和吊唁不能在同一天办。
程颐的理论依据来自《论语》的一句话：“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意思是说，孔子如果哪一天参加了丧礼，哭过，那么当天就不再唱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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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这样呢？古人的一种主流解释是：这是为了不破坏典礼上的仪容仪表的严肃感。（《论语》何晏注：“一日之中，或歌或哭，是亵于礼容。）
礼一旦失去了严肃感，发展下去就会礼崩乐坏，后果很严重。
程颐的道理似乎可以成立，但有人马上找出了破绽，说一天之内先哭后歌虽然不应该，但孔子并没禁止先歌后哭啊，为什么不可以在庆典之后举行吊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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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旁边插了一句话，原话是：“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
这话很能切中当时当地知识分子的笑点，但放到今天就很难翻译了。如果意译一下的话，相当于在嘲讽程颐的那套礼学是乡村山寨版。于是，一阵哄堂大笑，让程颐很下不来台。
今天看来，对于“哭则不歌”的原则到底应该怎样理解，这是一个可以平心静气，认真探讨的学术问题，双方的意见其实都能够言之成理：如果当天吊唁司马光，这是人之常情的自然流露；如果略微节制一下，推到第二天再去，会更显得庄重、正式，倒也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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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偏偏口无遮拦，把学术问题发展成人身攻击，显然不厚道。但苏轼之所以这样嘲讽程颐，并不仅仅出于一时的心直口快，而是因为他从来就看程颐不顺眼，认为程颐是个奸人。
既然对方是奸人，那么自己也就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怎样嘲讽、谩骂都不为过。
那么问题来了：程颐怎么可能是个奸人呢？
在程朱理学的谱系里，二程不但是学术宗师，更是道德楷模。在“哭则不歌”事件发生的时候，程颢已经过世，程颐在洛学一派独领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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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的性格很有清教徒色彩，既古板又苛刻。我们常说做人应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但我们会发现，古代很多头上顶着光环的名人，待人接物其实并不宽容，甚至苛刻。
我们刚刚已经见过，苏轼对待程颐就毫无宽容精神，但程颐更过分，对谁都不宽容。道理倒也不难理解：一个人越是道德自信爆棚，就越容易看不惯别人。
程颐不仅对一般人苛刻，对皇帝都很苛刻。年幼的宋哲宗刚刚继位的时候，程颐做他的老师，把师生关系搞得极其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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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谈一桩最著名的小事：元祐二年的春天，程颐刚刚讲完课，还没离开课堂，小皇帝忽然站起来，扒着栏杆折了一根柳条。
程颐立即教训道：春天正是万物萌发的时节，不可以无故伤害它们。小皇帝当然不高兴，就连其他大臣也嫌程颐失礼。
但这样做到底失不失礼呢？这就涉及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了：到底是皇帝的地位更高，还是老师的地位更高？
在程颐看来，即便老师的地位不比皇帝更高，至少也应该和皇帝平起平坐，所以给小皇帝讲课的时候，自己必须坐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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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却看不惯，认为这是对皇帝的不敬。有趣的是，“敬”恰恰是程颐最为推崇的修养，所以程朱理学有一个关键词，叫作“主敬”，意思是把“敬”放在第一位。
到底什么是“敬”呢？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二程的门人朱光庭担任御史，在朝堂上手持笏版，站得笔直，一脸严肃，带动得同僚们也跟他一起摆出肃穆的架势，望之凛然不可犯。
苏轼看到这个场面，气哼哼地对别人说：“什么时候才能打碎这个‘敬’字啊！”
这件事记载于《二程集》。站在二程门人的角度来看，这既说明了朱光庭的君子修为，也彰显了苏轼的小人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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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算主敬，为什么非要压皇帝一头呢？这就涉及程颐为人和学术的另一个特点：复古。
我们读先秦儒学，很容易看到的是：在学术权威面前毕恭毕敬的君主才是合格的。换句话说，学术权威有资格制衡政治权威，惟其如此，才能形成一个健全社会。
但问题是，从先秦到北宋，社会结构早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固守古礼真的还合适吗？不要说程颐，就连孔子、孟子在他们自己的时代都已经不合时宜了。
但是，所谓不合时宜，自有一种神秘的感召力。这种感召力的心理基础是人类共通的，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总是对现状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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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消解这种不满呢？今天我们都会推崇那种充满正能量的解决方案，希望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变现状。
但这种方案存在两大难点：一是太辛苦，普通人熬不住，二是就算成功了，但人又会产生新的不满，人心不足，欲无止境。
所以古往今来有两种最通行的解决方案：一是获得承诺，期待美好的未来，二是给回忆镀金，渴望重建旧秩序。
前者来得更有力，所以世界上才会有那么多宗教，发行了无数张天堂入场券。但古代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大体来说，是一个无神论的群体，所以留给他们的路就只剩下后者了，所以中国历史上各种复古改制的浪潮才会一波接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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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这个背景下来看程颐，就容易理解他为什么能够聚拢那么多的门人弟子，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洛党。
同样不难理解的是，有着清教徒气质的道德楷模们最看不惯的当然就是那些放荡不羁的人，或者说是性情中人。
所以像苏轼这样的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奸人。君子嫉恶如仇，对奸人绝对不能心慈手软。
至于苏轼把程颐一党看成奸人，另有一番道理，那就是苏洵曾经在《辨奸论》里指明了的：凡是不近人情的，十有八九都是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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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王安石不近人情，所以是奸人，现在的程颐虽然完全不同于王安石，却属于另一个极端上的不近人情，所以也是奸人。那么同样地，君子嫉恶如仇，对奸人绝对不能心慈手软。
所以苏轼对程颐及其一党从来不假辞色，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而程颐和他的门人弟子虽然因为太过严肃古板，缺乏幽默感的缘故，做不来讽刺挖苦的事，但至少可以义正词严地抨击苏轼及其一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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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党和洛党就这样水火不容，人人都怀着见蛇不打三分罪的觉悟互相伤害着。
党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程颐和苏轼先后离开了权力中心。
从元祐四年（1089年）到绍圣元年（1094年），五年之间，苏轼除了两度短暂回朝担任京官之外，历任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四州知州。但党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正邪不两立”的斗争依然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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